作者简介

李虎，1982年生，广西马山县人，壮族，人类学博士，三峡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三峡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等方面的研究。出版《分离、互动与调适—一个壮族村落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等著作5部，在《民俗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来源刊16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省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1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曾获评第三批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省级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省级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省级优秀共产党员及校级“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教学十佳教师”等称号。

张玉，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摘要

王昭君是中国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虽在正史中有关昭君的信息记载甚少，但以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经过历朝历代文学作品的演绎，昭君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其寄托文人墨客的丰富情感，见证古往今来人们的思想变迁。昭君形象亦演变为受大众认可并承载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悲怨符号、美人符号与和合符号等。

关键词

王昭君；悲怨符号；美人符号；和合符号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人，今湖北宜昌兴山县昭君镇人，是中国闻名遐迩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昭君有关的作品浩如烟海，昭君出塞的故事被编成歌谣、戏剧，被写成诗词、小说等。这些作品丰富了昭君的形象，将其塑造成富含文化意义的符号。西方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曾说：“符号是一种使人想在其本身之上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东西的载体。”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使人类的行为可被解释的背景综合体，而阐释就是“在解释之上的理解”。经过种种文学作品的不断演绎，如今的王昭君已演变为承载诸多观念和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悲怨符号、美人符号及和合符号等。

学界关于“昭君形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依据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学作品中昭君形象建构的解析，如乔琛的《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杨华的《骚怨传统、文化记忆与王昭君形象的文学建构》等；二是对不同朝代昭君形象嬗变的梳理，如邓莹辉的《宋代昭君诗主题嬗变的理学渊源》、张哲俊的《母题与嬗变：从明妃故事到日本谣曲〈王昭君〉》等；三是从性别视角出发，探究昭君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如杨惠玲的《古代昭君戏的性别文化》、杨宗红的《性别话语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昭君投江叙事》等。可见，学界对昭君形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将昭君形象视为文化符号开展深层次的探讨者鲜见。本文基于文化符号学视角，基于文献史料呈现历史上真实的王昭君，并展示昭君被历代文人墨客塑造的诸种形象及其过程，以真实全面地阐释昭君形象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

一、历史真实之王昭君

昭君出塞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相关内容不过百余字，其中涉及昭君生平的内容更是只言片语带过：“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又有“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载。就是这样一位家世普通、史书记载简略的女子，后世却受到人们经久不衰的关注，历朝历代涌现出许多以其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当然，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亦使许多流传至今的昭君信息与故事难辨真伪，不易定论。

１.昭君名字之辨

在史籍中，关于昭君名字的记载有所出入。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记载为“王樯”，卷九十四《匈奴列传》中记载为“王墙字昭君”，而范晔《后汉书》中变为“昭君字嫱，南郡人也”。汉代注重儒学，孩子三月大时命名，成年时由长辈赐字。而且，汉人之名多是一个字，字多是两个字。由此推断，“嫱”为名，“昭君”为字。但究竟是“王樯”“王墙”或“王嫱”，因资料甚少，目前没有充足的史料可以证明。汉代《说文解字》中虽只载有“墙”字，但上述三字读音完全相同，当时应可通用。后世将王昭君视为“四大美女”之一，“嫱”字有表示女性美丽之意，所以“王嫱”之名传播尤其广泛，也更受大众认可。

２.昭君请嫁之辨

呼韩邪单于自请做汉家婿，元帝定王昭君出塞和亲。此中缘由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赐婚说”和“请嫁说”。“赐婚说”源于《汉书》中的“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请嫁说”最早见于《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可见，在《后汉书》的记载中，王昭君因不满入宫多年却不得元帝召幸，于是自请和亲匈奴。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只是事件描述的视角与侧重点不同。王昭君非汉室公主，匈奴亦是汉朝的属国。于汉元帝而言，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均为臣子。“赐婚说”强调昭君赴匈奴和亲是元帝赐婚，用“赐”来体现君臣关系，合情合理。而“请嫁说”是从王昭君视角出发，强调昭君的情绪和想法。和亲的本质是一场政治外交，若和亲之人非自愿，便很难维持和促进两国交好，甚至可能打破两国现有和平友好而引起战乱。因此，在选择和亲之人时，掖庭令一定会优先考虑自愿和亲者。所以，王昭君作为此次和亲的最终人选，“自请和亲”的可能性极大。

二、“悲怨符号”之王昭君

昭君出塞的故事经过2000多年的嬗变，从最初只有三言两语的史家记述，到出现丰富各异的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墨客为此赋诗作曲、各抒己见，踵其事而增华，令人叹为观止。从传播学视角看，“文化是人类借助符号传达意义的行为”。在众多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昭君形象不断被建构和解释，已然成为文化符号本身，充满“悲怨”色彩。其“悲怨”大致体现在怀才不遇、命运悲惨和乡国之思三个方面。

１.怀才不遇

昭君美貌绝伦却不得元帝宠幸，最后落得背井离乡、出塞和亲的结局。文人士子没有将昭君看作一个独立“客体”，而是带入“主体”意识，他们不但出于同情为昭君赋诗，而且对昭君的人生经历产生共鸣。文人士子认为昭君同他们一样，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不得皇帝重用之人，是空有才华却无处施展之人。他们写昭君、咏昭君、叹昭君，本质都是借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表达自己“有志无由伸，怀才不得遇”的苦闷，抒发自己遭受嫉妒和排挤的悲愤。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王昭君》一诗中写道：“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诗人认为，毛延寿虽画功了得，但只认钱不认人，昭君骑马弹琵琶出塞和亲，可汉宫中还有很多如昭君一般被冷落的女子。有学者曾评价此诗为“斯诚明妃之不幸，亦一切志士才人之悲剧”，即表面表达昭君的不幸，实则讲述所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志士才人的处境。将这种怀才不遇的悲怨表达得最含蓄也最直击人心的是诗圣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诗曰：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世事变迁，生养昭君的村庄虽在，可去塞外和亲的昭君已变成荒郊上的一座孤坟，静静对着黄昏。糊涂的汉元帝只通过一幅画作就草率评判昭君的容貌，月夜下环佩撞击的声音仿若是昭君的孤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更道出王昭君深深的悲怨。这首诗里包含着对君王昏庸的怨叹，对不公遭遇的悲愤，以及远离家乡、思念亲人的愁苦。杜甫是叹昭君更是叹自己，情感丰富，思想深沉。

２.命运悲惨

一些文人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昭君出塞的故事本身，不再把错处简单归结于毛延寿的“贪与恶”，而是试着用理性思维思考这段历史故事，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故事发生的整个社会。王安石在《明妃曲（其一）》中写到，“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诗人认为昭君的美貌是画笔难以描摹的，元帝凭画作判辨宫人容貌，准许昭君去和亲又后悔，最后把过错都归于毛延寿，这实在是“错杀”。其次，王昭君如此美貌最终出塞和亲，曾贵为皇后的陈阿娇未离宫也失宠入冷宫，可见，无论是否留在后宫，都可能是悲剧结尾。就如元代文学家马致远创作的杂剧《汉宫秋》所道“红颜胜人多薄命”，其慨叹的是所有女子的悲惨命运。

与王安石一般思考的文人不在少数，他们将昭君的个人经历上升至群体普遍性，刨除偶然因素和插曲，探讨固定社会时代背景下，一些悲剧的发生也许是一种必然。既然如此悲剧注定无法改变，与其心中悲愤、郁郁寡欢，不如放下过往，活在当下。所以，诗人作“好在毡城莫相忆”，是安慰昭君，亦是宽慰自己。

３.乡国之思

在王昭君之前，汉朝已有多次和亲先例。和亲的王室女以“公主”名义出嫁，表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远离故土再无归乡之日，只能以“政治人质”的身份度过余生。王昭君亦如此。昭君离开南郡秭归进入汉宫，已是远走他乡，于汉宫虽不得志，但至少还在故土。可昭君出塞匈奴，离开汉宫，便是远离故土，且无回国之日。身处异乡的王昭君，面对陌生的环境、胡地的习俗和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乡国之思必油然而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其认为人们可以利用一些符号，创造出像文学、传说、语言等文化形式，以表达自我情感。古人借助一些意象符号，如“鸿雁”“琵琶”“明月”等表达昭君对故乡与国家的思念。南朝诗人鲍照在《王昭君》中写“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宋代诗人王洋在《明妃曲》中言“故乡阡陌想依然，马上琵琶向谁语”；南北朝诗人庚信在《昭君辞应诏》中叹“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有一些诗人用到不止一种意象符号，如黄文雷的“痴心只共琵琶语，归梦空随鸿雁飞”等等。可见，历朝历代描写昭君乡国之思的悲怨作品众多，描述角度也各不相同，昭君可能因生活环境改变而发现汉胡景色的差异，如“塞外无春色，边城有风霜”；可能因远离故土而感慨长途跋涉的艰辛，如“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亦可能因告别亲人而感到无法言说的悲伤，如“跨鞍今永诀，垂泪别亲宾”等等。文人墨客往往借助一些意象符号，通过环境描写渲染凄凉悲伤的氛围，从而表达昭君的思国与念家，并对昭君不幸的经历表示哀叹与同情。

历代不少文人墨客将昭君塑造成充满悲怨的弱女子，其初入汉宫时怀才不遇，被小人构陷，受君王冷落；后命运悲惨，被赐予呼韩邪单于，又从胡俗改嫁呼韩邪之子，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最终远离故土，流落他乡，悲苦一生。事实上，文人墨客对昭君的情感，以个人经历为视角，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耀斯曾说过：“没有永恒固定的观点，每一代人都需要用新方式阅读文本，用个人角度看待文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找出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历史文献对王昭君的简练描述给文人墨客留下想象的空间，使得文学作品中的昭君形象更加多样与丰满。诸多文人结合自身经历和体验，在创作中赋予昭君不同的情感色彩和思想内涵，促使昭君形象逐渐演变为独特的“悲怨符号”。

三、“美人符号”之王昭君

王昭君是我国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素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称，其中“落雁”形容的便是王昭君。事实上，《汉书》中并没有关于昭君容貌的描述，至《后汉书》才有一段叙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范晔形容昭君精心打扮自己后，美得可以照亮汉宫；她姿态优雅、神情些许忧郁地走来，令所有人为之动容。诗仙李白在《于阗采花》中也写到：“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可见，昭君的美貌毋庸置疑。与其他三位美女相比，作为“美人符号”的王昭君，自有其特别之处。

１.神秘的外貌

西施病心颦里，玉环姿质丰艳，但翻遍史书，有关昭君的外貌，只有像《后汉书》一般的侧面描写，即通过外界的改变和他人的反应来体现昭君之“美”，没有具象的正面记录。历代题咏昭君的诗人，使用大量形容词描述昭君，如“峨眉”“皓齿”“纤腰”“绝色”“玉姿”“婵娟”等等。但是，昭君真实的外貌特征无人知晓，她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是方脸还是圆脸，桃花眼还是丹凤眼……汉朝以瘦为美，唐朝以胖为美，不同时代的审美各有不同。无法窥知昭君的容貌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一切都不确定就等于一切皆有可能。如此，一千个人心中，昭君可以有一千种样子，神秘的优势由此得以体现。不确定的外貌特征可以给后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可以满足所有人对美人的想象和期待。正是因为昭君之外貌如此神秘，昭君形象之“美”才如此深入人心。

２.可贵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指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意识”。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会决定其做事方式和价值选择，其背后体现的是观念取向和思想深度。所以，一个人若要当得起“美人”之名，不仅要有美丽的外表，还要有可贵的自我意识。西施是越王勾践实施“美人计”的牺牲品，在流传至今的历史故事中，其没有自我意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工具；貂蝉作为《三国演义》中的虚拟人物，虽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意识只服务于故事发展且前后矛盾；在历史记载中，杨玉环虽有自我意识，但其意识表现为非正向的“妒悍不逊”。对比其他三位美人，王昭君不仅有自我意识，且更可贵而清醒。清代戏曲家尤侗在《青家铭》中剖析“假使昭君终不自荐，一白头老宫人耳”，在《反昭君怨》中亦言：“不成为汉后，便去作阏氏……琵琶歌毳帐，酥酪醉金卮。”可见，从昭君个人层面出发，对比留在汉宫，和亲匈奴为更优解，体现出昭君个人意识的可贵与清醒。

同时，纵观与昭君相关的历史故事，昭君的思想多正向且和谐。对比其他宫人贿赂毛延寿，昭君出淤泥而不染；面对匈奴单于求娶汉女，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王昭君的思想格局是另外三位美人无法比拟的。“四大美女”都拥有美貌，但昭君却未利用美貌；“四大美女”都是政治的“牺牲品”，但昭君有自己的思想；与“四大美女”相关的故事都关乎多方利益，但昭君所做之事均为“促和”而非“破坏”。北宋诗人郭祥正曾在《王昭君上马图》中剖析昭君，写道：“能为君王罢征戎，甘心玉骨葬胡尘。”诗中难得出现如此可贵的昭君形象，其不再陷于自怨自艾和儿女情长，而是拥有深沉思想和民族格局。以此视角审视昭君出塞的文人墨客认为，从历史维度出发，一时的得失顺逆不算什么，对比那些一生困于汉宫、拘泥于帝王宠幸的女子，王昭君的一生才是传奇而有价值。如此拥有深沉思想和可贵意识的昭君，才担得起“美人”之符号。

３.杰出的人生价值

我国古代一直流传着一种观念，即“女子为祸”。这种观念产生虽早，但“女祸”二字在北宋修撰的《新唐书·玄宗本纪》中才首次出现，欧阳修等人认为，正是因为唐朝一些皇帝过分宠爱妃子，王朝才多次面临灭亡之风险。这种以女子为祸的观念解读历史，阐释古代王朝的存废兴衰之理的史观叫做女祸史观。笔者认为，昭君的一生从根本上否定了女祸史观。

历史上曾涌现出一批肯定昭君出塞价值的诗作，认为其对民族友好和国家安定都有贡献。如宋代理学家刘子翚认为“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明妃出塞图》），即在刘子翚看来，昭君的美貌杨贵妃比不了、毛延寿也毁不掉，昭君为君一笑便可平定天下，维护汉与匈奴的和平友好，如此功绩可以比肩卫青和霍去病，将画像挂到麒麟阁供奉。《汉书》卷九十四《匈奴列传》对昭君和亲后的记载是“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即昭君和亲匈奴后边关安宁、城门关闭，原野上牛马成群结队，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三世在位期间，百姓安居乐业，无需经受战乱劳役之苦，甚至连狗叫警示之音都不再有。北宋文学家曾巩作《明妃曲》言：“长安美人夸富贵，未央宫殿竞光阴。岂知泯泯沈烟雾，独有明妃传至今。”可见，昭君出塞不仅未给汉朝或匈奴带来祸患，还促进两地和平，是牺牲自我成就汉匈两族数十年和平的壮举。而且，昭君在汉匈和亲中创造的价值不光得到汉朝的认可，也得到匈奴的认可。相传在昭君去世后，匈奴的百姓十分伤心，纷纷赶来悼念昭君，他们用衣襟包土，并将土包一一垒起，垒出现在呼和浩特的昭君墓。

其他三位美人均结局不幸，西施在吴国灭国后被沉江，貂蝉在吕布死后被关羽斩杀，杨贵妃最终惨死于马嵬坡。对比之下，昭君虽远嫁匈奴，但婚姻和睦，育有子女，被汉人和匈奴人感激，为后世所称颂，是一个善始令终的结局。如此精彩的一生和杰出的人生价值，便是昭君之“美”的深层体现。综上，王昭君是毋庸置疑的“美人符号”，其“美”体现在神秘的外貌、可贵的自我意识和杰出的人生价值上。

四、“和合符号”之王昭君

在中国和亲史上，昭君出塞既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的，却是讨论最多，文学创作最丰富的。元、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增强，民族融合意识逐渐形成。自此以后，昭君出塞和亲的行为得到空前颂扬，和亲政策亦得到高度肯定。与其他和亲事件相比，昭君出塞有其独特之处，即在三个方面体现“和合符号”之含义：自请和亲、平等和亲以及和合思想的传递。

１.自请和亲

昭君出塞不同于其他和亲故事，最明显的一点在于昭君是自请和亲。以往汉朝和亲的“公主”对和亲之事大多抱有十分消极的态度。因此，在和亲公主中，有些是皇帝的亲生女儿，有些是从宗室中挑选出来顶替公主和亲的女子。对比之下，昭君的“自请和亲”就显得难能可贵，在大部分人认为“出塞和亲”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时，昭君勇敢地站出来，主动请求和亲匈奴。这亦从侧面印证，昭君不认为和亲是一件坏事，甚至看到和亲政策的可取之处。

清人吴雯作《明妃》，虽也用到“鸿雁”“琵琶”“明月”等意象，却表达与前人诗词完全不同的情感。此诗从“不把黄金买画工”切入，体现出昭君的正直，羞于同他人一般做贿赂之事。诗人没有将昭君简单看作一个和亲的美女，也没有将其视为等待君王宠幸的宫人，而是将她视为一个刚正不阿有思想的士。高甲戏《昭君出塞》中有段唱词：“冲出牢笼，一飞冲天，我要自请行，出塞去和番！去和番！”此段词句写出昭君自请和亲时的热烈激昂，体现昭君作为真实个体的意识觉醒。“自请和亲”的王昭君也从一个不幸的悲剧形象，变成一个为国献身、深明大义、促进民族交往团结的典范。

２.平等和亲

“和亲”的本意是形容人与人之间和睦友好的关系，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上层的联姻，大多是中原王朝的公主与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子弟的结合。所以，和亲真正的意义在于实现两个民族之间的和睦友好，使其如兄弟般相处。据《汉书》卷五《武帝纪》统计，汉武帝时期与匈奴大规模交战二十余次，小规模交战数不胜数，其中有四次关键战役重创匈奴。武帝末年，匈奴主动向汉示好，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昭、宣两帝时期，汉匈“打仗”与“和亲”交替进行，对于可打可不打的仗，宣帝多选择不打。这种宽大友好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汉朝在此过程中慢慢恢复国家实力，加之匈奴内乱，汉匈的强弱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以往汉朝与匈奴和亲都是以“汉朝弱，匈奴强”为背景，但昭君出塞时期，匈奴早已臣服于大汉，汉元帝应允呼韩邪单于求娶汉女，亦不再是出于如过去般“退让求和”的考虑。如此和亲，才是真正为了“和”而亲。

此外，以往和亲都是皇帝将女儿嫁给单于，论辈分皇帝是岳父，单于是女婿。但昭君是以汉元帝“后宫良家子”的身份出嫁，是皇帝后宫可以结为夫妻但还未被宠幸之人。如此，元帝便是给予呼韩邪单于“兄弟”般的尊重。这也是汉朝第一次与匈奴以“兄弟”的身份平等和亲。最重要的是，此次和亲促成汉朝与匈奴六十多年的和平，真正达成两个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交流之目的，将“和亲”原本美好的含义变为现实。

３.和合思想的传递

在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中，昭君遇到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走向的重要人物—孙美人。孙美人19岁入宫，遇见昭君时已年近古稀，其头发花白，身着50年前的服饰执着地等待皇帝召幸。事实上，在这样漫长的等待中她早已疯掉。在她眼中，自己依旧19岁，依旧是那个初入宫门的少女。当鹦鹉听到有车子经过唤其接驾时，孙美人开心地唤昭君帮忙打扮自己，面对铜镜，假装戴着并不存在的首饰。最后，在这样的欣喜与激动中，孙美人辞别人世。遇见孙美人使昭君意识到，“汉宫里已有一个孙美人，自己绝不能变成另一个王美人”，于是昭君才毅然决然地自请和亲。和亲后，昭君努力与单于培养感情，积极促进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践行民族“和合”的思想。在真实的历史中，有无“孙美人”并不重要，昭君如何促进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后人也不得而知，但鲁迅先生说过：“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昭君确实完成其促和的使命，三世和平之景便是昭君“和合”思想的最好印证。

昭君不仅自己践行“和合”的思想，还积极影响他人。王昭君的两位侄儿在《汉书》卷九十四《匈奴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由此可知，昭君的两个侄子王歙和王飒，一个封号为“和亲侯”，另一个封号为“展德侯”，均对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交往有功。同时，昭君的子女亦是汉朝与匈奴和平相处的拥护者，在王莽摄政后，昭君大女儿云多次斡旋于维护汉匈两族关系的活动中。可见，昭君的后代继承了其“和合”的思想，在汉匈关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昭君自请和亲，以一种前无古人的真正平等姿态嫁到匈奴，而且，昭君坚持“和合”的思想并将思想传递给后人。如此，将昭君形象视为“和合符号”名正言顺。

五、结语与讨论

随着历史变迁，昭君故事被一次次加工与传颂，单薄的昭君形象亦变得立体而丰富。如今，昭君已然成为“悲怨”“美人”与“和合”的文化符号。中国历史文献中明确载有和亲至少360次，每一次和亲都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昭君出塞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事件之一，亦是如此。昭君身为南郡秭归人，远嫁匈奴，穿胡衣、食胡餐、住毡房、学胡语、习胡俗，其努力适应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并将汉朝一些器物和文化带到胡地。从离开汉宫的那一刻起，昭君的余生都在践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业，在其努力下，汉朝与匈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昭君出塞的故事不仅在汉族民众中广为流传，在少数民族间亦受到经久不衰的关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存有与昭君有关的习俗文化和节日剧作，例如蒙古族的昭君文化节、壮族“末伦”《昭君和番》、蒙古舞剧《昭君出塞》等。因此，昭君是汉族民众和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昭君形象不仅是“悲怨”“美人”与“和合”的文化符号，还是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代表性符号。因此，新时代仍要弘扬昭君文化，学习昭君精神，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原文刊于：《长江论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