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当今开展边疆考古的指南，边疆考古要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历史资源。这是边疆考古的时代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边疆考古工作被赋予新的历史重任和历史使命之际，我们更需要深入理解边疆考古具有的学术意义和学科特点，努力建构边疆考古的学术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边疆地区盗掘，获取了大量文物，边疆的古迹重新被世人所观注。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在东北等地开展考古工作，这成为中国边疆考古的开端。
当今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学术界对何为“边疆”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就中国边疆考古学而言，一般将“边疆”视为今天中国的地理边疆。现今边疆地区的所有考古发现和围绕这些发现展开的研究，都属于边疆考古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考古学的各领域中，边疆考古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边疆考古不同于断代考古，它所研究的范围不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段，如旧石器、新石器或历史时期考古，而是涵盖了所有的时段。第二，边疆考古不是针对某类特定对象或遗存开展研究，比如城市、陵墓、动物、植物考古，或是丝绸之路考古，边疆考古面向边疆地区出土的所有古代遗存。第三，边疆考古还有一些特定的研究目标，即除了通过现今边疆地区出土的考古材料，研究这些区域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之外，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揭示边疆与内地存在的密切联系，在于通过边疆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因此，边疆考古具有涉及地域广、时段长、对象多样、问题层次丰富等特点。
在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下，中国的边疆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面对新的时代需要和学科发展的新要求，我们当如何深化边疆考古工作、建构边疆考古的学术体系？在此提出几点初步思考供讨论。
第一，中国的边疆地域辽阔，各时代不同民族在边疆地区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每个区域的古代文化都有自身发展、演进的历史，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就整个边疆地区而言，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反映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揭示出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边疆的考古发现是我们开展边疆考古研究、建构边疆考古学术体系的基础。
第二，边疆考古在研究实践中需要在不同的层面进行。首先是需要加强边疆的田野考古工作，针对不同区域的情况，设定考古调查、发掘的中长期目标，制定明确的工作规划与技术路线。从中国的东北、北方、西北到西南，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可谓千差万别，以聚落、城址、墓葬，以及宗教、手工业、交通、军事遗存等为代表的遗址复杂多样，要针对不同的遗址进行精细化和多学科协作的发掘。其次是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区域的文化、社会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考古学研究建构各区域的历史。进而，我们还需要在各个遗址、区域研究的基础之上，凝练出具有普遍性的论题，这是我们将边疆考古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并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第三，边疆考古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要将边疆与内地、与其他相关区域相联系，所有地区的考古材料和研究都应当纳入边疆考古的视野。特别是要加强研究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揭示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人群迁移、文化传播、资源与技术流通、中央王朝对边疆的开发治理等，通过边疆考古深刻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很多边疆地区在古代也是多种文化汇聚之地和传播通道，因而也需要加强对与我国边疆相邻的境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更好地认识古代文明的交流互鉴。总之，边疆考古的意义绝不只在于边疆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存在于各区域的联系和由各区域构成的整体之中。
第四，开展边疆考古，多学科的协作尤其重要。今天的考古学本身已经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古材料中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并不断拓展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历史学可为考古材料提供明确的历史线索和背景，考古学的认识可以得到历史文献材料的支持。对于边疆考古来说，需要协作的学科更多。边疆自古以来就汇集有多个民族，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国东北、西北、西南陆疆和东南海疆，地理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与变迁，使古人选择了不同的环境适应策略和生存之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此，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环境科学等等，对于开展边疆考古至关重要。多学科研究是边疆考古的必由之路，边疆考古研究尤其应该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范例。
第五，边疆考古的理论建构更为迫切。长期以来，边疆考古致力于揭示边疆各地的古代文化、社会的面貌和发展演进，丰富的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通过考古学进一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理论阐释。
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考古学界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关于中国史前文明格局，考古学家提出了“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相互作用圈”等思想图式。苏秉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进行区、系、类型的划分，将全国现今人口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并基于这一区系类型提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的诸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的观点。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其中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水平较高并处于核心位置，周围各文化区都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各文化区联系紧密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中原文化区如同花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花瓣，因中国史前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而形成的“重瓣花朵”结构，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四千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开始形成，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相互作用圈的完整性进一步加强后，圈内不但有物质文化形式上的类似性，而且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还存在相似的演进趋势，相互作用圈的每一个区域的文化和社会变化都彼此相关。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的生长方式，赵汀阳构建了用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旋涡模型”，回答中华文明为何具有的强劲的连续性和广谱的兼容性。在这个模型中，“旋涡”的中心在中原，中原所具有的包括象形汉字、用汉字书写的思想系统、作为政治资源的“天下”体系观念、悠久的政治传承叙事等“精神资源”，是“旋涡模型”的持续向心力的根源，也是“逐鹿中原”的动力，这使新石器时代在地理中国上出现的“满天星斗”格局最终汇聚成内含天下结构的历史中国。
这些理论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观，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但这些重要理论都没有更多地利用或者关注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边疆如何与中原保持紧密联系，边疆的古代文化如何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这些都是学术界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加强边疆考古，从边疆的考古材料中形成理论认识才更为重要和紧迫。我们要通过边疆考古，去丰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考古学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的边疆考古工作持续不断，成果丰硕，但如何建构中国边疆考古的学术体系，如何将边疆考古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学科共同建构中国的边疆学，这需要边疆考古工作者作出新的努力。
作者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邮编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