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钩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来自于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果说鬼吹灯小说里面的精绝国（古城），这个人群数量应该就多了。虽然小说夸张的讲了西域楼兰和精绝古城，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精绝国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精绝国遗址：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为两汉魏晋时期精绝国遗址。中心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区域，距民丰县城100多千米。给大家上地图导航定位吧。（注意现在该遗址属于申请进入，不能私自进入，私自进入将被罚款1000元-10万元罚款，商业进入将面临更严重处罚）尼雅遗址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汉代称“精绝”，佉卢文qū lú wén记载为“Cadota”）故址{“佉卢”是梵语 Kharoṣṭhī（佉卢虱吒）的简写，原意为“驴唇”，因此佉卢文又称“驴唇文”。该名称源于古印度人对文字形态的直观描述。佉卢文是古代印度西北部至中亚的通用文字，曾用于贵霜王朝、精绝国（尼雅遗址）等地的官方文书，属阿拉米字母体系的变体。其书写特点为 横书左行（从左向右书写），与汉文传统书写方向相反}。该遗址因保存完好的建筑遗迹、珍贵文物和独特的生态环境，被誉为“东方庞贝”，是研究丝绸之路、西域历史和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考古遗址。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现在的G315国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对研究汉晋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历史的阐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文化向西传播和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尼雅遗址考古研究揭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多文化多宗教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区。尼雅遗址大量有机质类珍贵文物保存良好，国内外罕见。如此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遗迹及组合、出土文物的相对完整性（形态和结构），是西域古代绿洲城邦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以及由已知求未知的考古个案研究的珍贵资料。
尼雅遗址发现与考古历史早期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首次进入尼雅河流域，发现部分遗迹。斯文·赫定（Sven Hedin）瑞典人，地理学家、探险家、作家核心成就：中亚与中国西部探险的先驱者，发现楼兰古城、界定罗布泊位置，绘制大量未知区域地图。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师从德国地理学家和中国学专家李希霍芬（就是他为中国-罗马这条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的人）。
斯文·赫定1在896年1月，在塔瓦库勒装备了驼队，向东穿越沙海，1月23日黄昏，驼队来到一片久无生机，死树枝全脆得像玻璃的废墟，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整个遗址气势恢宏，建筑规格不同寻常。这个远离近代绿洲带的往古沙埋古城，曾是古国于阗的重镇，后来，斯坦因、特林克勒等人都在这儿作过发掘，所获颇丰，它的存在至少证实，千年之前塔里木的沙漠绿洲格局与今天迥然不同（发掘所有的文物呢？）。丹丹乌里克对再现中国古代西域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塔里木河流域精彩纷呈的古城邦具有里程碑意义，后来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特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纵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野骆驼乐园的存在，抵达罗布荒原，使“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之争”迈出了一大步。
1899年，斯文·赫定又在瑞典国王经诺贝尔的资助下，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
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是1926年的冬天。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和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些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楼兰古城发现：1899—1902年，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楼兰古城，并首次界定罗布泊位置，证实其游移特性。
多次穿越沙漠：1895—1896年，他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古城遗址，为后续考古研究提供关键线索。
西藏与青藏高原：他多次尝试进入西藏，虽未能抵达拉萨，但绘制了雅鲁藏布江源头地图，并记录藏北地理风貌。
1927—1935年，他率中瑞联合考察队对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综合考察，成果涵盖地质、气象、动植物等领域，相关记录见《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
英国考古学家、地理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是近代中亚探险与考古研究的核心人物，以其对中国新疆、甘肃等地的系统性考察和文物掠夺闻名。
主要探险与考古活动，三次中亚考察（1900—1916年）；
第一次考察（1900—1901年）：考察天山南道，发掘和阗（今和田）、尼雅等遗址，初步确立其西域考古地位。
第二次考察（1906—1908年）：重点考察敦煌莫高窟，通过欺骗手段从道士王圆箓处获取藏经洞文物，包括佛经、绢画等，运走五大马车文献，成为敦煌文物外流的关键人物。
第三次考察（1913—1916年）：深入敦煌汉代烽燧、居延遗址、高昌故城等地，掠夺黑城遗址文物，但因中国学术界反对未能第四次入境。
斯坦因通过《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伪装“取经者”身份骗取王道士信任，导致敦煌文物大规模流失。其文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及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被视为殖民掠夺的象征。也因为他掠夺了丝绸之路上许多重要的文物，并借此研究并发表了关于中亚历史地理的代表作。
中国考古发掘（20世纪50年代后）
1959年2月，史树青（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文物鉴定家，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其学术贡献横跨书画、青铜器、瓷器、古籍等多个领域，是文物鉴定领域的通才；中国文物鉴定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研究为敦煌学、丝绸之路考古等领域提供重要参考。）率队进入尼雅遗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该遗址的首次正式考古调查。
司禾府印”
因交通条件限制，团队乘牛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遗址，重点考察了佛塔、冶炼遗址及周边遗迹。在清理遗址时发现一枚东汉铜质官印“司禾府印”，印证了东汉时期中原王朝在尼雅地区设置屯田机构，强化了对西域的治理。此印成为证明西域与中原行政联系的重要实物，揭示尼雅作为丝绸之路补给点的历史功能。发现冶铁作坊遗迹，采集到陶器、木简等文物，为研究精绝国手工业技术及社会结构提供线索。史树青团队的调查不仅为尼雅考古揭开序幕，也为理解汉代西域治理体系与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关键实证。
1988—1997年期间，中日联合考察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进行系统发掘，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包括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什么有日本人参与中国的文物历史考古和研究呢？主要的还是当时中国考古经费的不足。由日本僧人、企业家小岛康誉资助尼雅遗址的跨国考古项目。日本参与尼雅考古既是个人情怀与学术抱负的结合，也是资金、技术与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尼雅遗址介绍
（1）地理位置与环境
坐标：北纬37°58′，东经82°43′，海拔约1200米。
气候：极端干旱的沙漠气候，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依赖尼雅河（现已断流）灌溉。保存原因：因沙漠干燥，有机文物（如木器、纺织品、文书）得以完好保存。
（2）主要遗迹尼雅遗址面积约100平方公里
居住区：
房屋、佛寺、官署等建筑，多为木骨泥墙结构。
部分房屋仍保留立柱、门框，甚至楼梯。
墓葬区：
贵族墓葬（如M8墓）出土织锦、漆器等奢侈品。
普通墓葬多为船形棺木，反映当地葬俗。
农业遗迹：
灌溉渠道、葡萄园、麦田痕迹，显示精绝国曾是绿洲农业社会。
佛寺与宗教遗迹：
发现佛塔、壁画残片，证明佛教在3—4世纪已传入西域。
出土的重要文物
（1）文字类
尼雅遗址发现大量汉简以及佉卢文木简。尼雅出土 “仓颉篇”简文，与中原地区通用的识字课本《仓颉篇》一致。当时使者往来、朝贡、丝路贸易等活动频繁，西域绿洲城邦均设有专管翻译的部门和官员。佉卢文木牍（约700余件），内容涉及法律、税收、契约、书信等，是研究精绝国社会制度的关键材料。部分木牍提到“精绝王”和汉朝西域都护府的关系。
佉卢文木简
“仓颉篇”木简
（2）纺织品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新疆唯吾尔博物馆（禁止出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东汉，国家一级文物），出土时间与地点：1995年10月，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汉晋精绝国故址）的一座高规格墓葬（编号M8）中发现此文物，墓主为一名佩戴弓箭的男性干尸。文物形制：织锦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蓝、绿、红、黄、白五色丝线织成，边缘镶白绢并缀有绢带。
保护等级：2002年被列入首批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铭文内容：织有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源自《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是汉代占星术的吉兆预言。织造技术：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采用复杂的“汉式织锦”工艺，代表汉代丝绸技术的巅峰水平。纹样设计：动物纹：自右至左依次为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象征祥瑞与权力。几何纹：穿插星纹、云纹及卷草纹，体现“天人合一”的汉代宇宙观。实证汉朝治理：印证东汉时期对西域的军事控制与屯田政策（如“司禾府印”佐证），反映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政治整合。天文与信仰：铭文融合天文观测与占卜文化，揭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对边疆治理的影响。该织锦护臂是汉代丝绸技术、天文历法、边疆治理三位一体的见证，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贵族婚庆用品）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名枕
丝织精品
（3）生活用品
漆器（耳杯、盒等，可能来自中原）；
铜镜（汉代“日光镜”“昭明镜”）
玻璃珠、珊瑚饰品（可能来自罗马或印度）
（4）其他
弓箭、皮革铠甲（反映军事文化）
木雕家具（如椅子、桌子，显示希腊-犍陀罗艺术影响）
精绝国的历史（另有文章独立介绍）
（1）建国与兴衰
西汉时期（前2世纪—1世纪）：
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汉书·西域传》记载其“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是个小型绿洲城邦。受汉朝西域都护府管辖。
东汉至魏晋（1—4世纪）：
继续与中原保持联系，出土的“汉精绝王”简牍可证。
3世纪后因环境恶化（尼雅河断流）、鄯善国扩张而逐渐废弃。
（2）灭亡原因
自然因素：尼雅河改道，沙漠化加剧。
政治因素：可能被鄯善国（楼兰）吞并。
考古证据：部分房屋内发现未带走的粮食和生活用品，显示居民可能因突发灾难（如战争或沙暴）逃离。
学术价值
丝绸之路的实证
出土的汉锦、漆器、铜镜证明中原与西域的贸易。
玻璃珠、珊瑚等反映与罗马、印度的远距离交流。
多民族文字共存
佉卢文（印度传入）、汉文并用，体现文化交融。
环境考古的典型案例：精绝国的兴衰是研究沙漠绿洲文明的经典案例。
文物保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藏于新疆博物馆，禁止出境展览。
尼雅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
旅游与考察：因地处沙漠腹地，普通游客难以进入，仅限科考团队进入。
部分文物在新疆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出。
未解之谜
精绝国最后一批居民去了哪里？
是迁往他处，还是因灾难灭绝？
关于精绝国（尼雅遗址）最后一批居民的去向，目前尚无确凿定论，但结合考古发现、环境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界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推测： 环境恶化导致迁徙（1）尼雅河断流，绿洲消失证据：尼雅遗址发现干涸的河床和废弃的灌溉系统，表明水源逐渐枯竭。墓葬和房屋中残留的粮食（如小麦、葡萄籽）显示农业突然中断。推测：因气候变化或尼雅河改道，绿洲无法维持生存，居民被迫向其他水源地迁移，可能融入附近的鄯善（楼兰）或于阗（今和田）等西域城邦。（2）沙漠化加剧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在3—4世纪持续扩张，尼雅遗址被流沙掩埋，居民可能向昆仑山北麓更湿润的地区迁移。
政治动荡与战争（1）鄯善国的扩张，历史背景：东汉末年，西域长史府势力衰退，鄯善国（楼兰）崛起，吞并周边小国。佉卢文木牍中提到精绝与鄯善的冲突，如“鄯善王下令精绝人纳税”。推测：精绝可能被鄯善武力征服，部分居民沦为奴隶，其余逃散。（2）北方游牧民族威胁，3—4世纪，鲜卑、柔然等游牧势力进入西域，可能袭击精绝，导致居民南逃至吐蕃（西藏）或西迁至中亚。3. 突发灾难说，1）战争或瘟疫，部分房屋内发现未带走的日常用品（如织机、陶罐），甚至灶台上有未吃完的食物，暗示居民因突发灾难（如敌军袭击或瘟疫）匆忙逃离。（2）沙暴掩埋，遗址被厚沙覆盖，且部分建筑保存完好，可能因一场特大沙暴迫使居民集体撤离。
4. 居民的去向推测，结合考古与文献，精绝人可能分散至以下地区：鄯善（楼兰）：佉卢文文书中提到精绝人与鄯善的往来，部分居民可能被鄯善吸收。于阗（今和田）：于阗是汉代西域大国，地理相近，文化相似（均受佛教影响）。塔里木盆地其他绿洲：如且末、若羌等地，这些地区同期出现人口增加的迹象。中亚或印度：精绝使用佉卢文（印度起源），部分商人或僧侣可能迁往犍陀罗（今巴基斯坦）或克什米尔。
佉卢文为何在此流行？
这种印度文字如何成为精绝国的官方语言？
佉卢文（Kharoṣṭhī）在精绝国的流行是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典型案例，其背后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字实用性等多重因素。佉卢文的起源与传播背景，起源：佉卢文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是阿育王时代用于书写犍陀罗语（Gāndhārī，属印度雅利安语支）的文字。最初用于佛教经典（如《法句经》），后成为贵霜帝国（1—3世纪）的官方文字之一。传播路径：佛教传播：随着贵霜帝国（ Kushan Empire ）的扩张，佛教与佉卢文沿丝绸之路向中亚传播。贸易需求：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枢纽，佉卢文成为商旅、僧侣的通用文字，逐渐渗透到塔里木盆地南缘（包括精绝）。佉卢文成为精绝国官方语言的原因，1. 贵霜帝国的影响（关键因素）政治辐射：贵霜帝国（1—3世纪）鼎盛时期控制中亚，其文化（包括佉卢文、佛教）深刻影响西域诸国。行政需求：精绝作为小国，可能效仿贵霜的行政体系，采用佉卢文处理法律、税收文书（如尼雅出土的契约木牍）。2. 佛教的传播，精绝遗址发现佛寺、佉卢文佛经残片，表明佛教已传入。
僧侣与佛经使用佉卢文，推动其成为宗教和官方文字。3. 汉朝与西域管理的间接作用，东汉后期（2世纪）对西域控制力减弱，西域长史府更依赖本地语言管理，佉卢文因实用性被采纳。汉简与佉卢文木牍共存（如“汉精绝王”简），显示双语并行的过渡状态。4. 文字本身的优势，适合本地语言：佉卢文书写犍陀罗语，与精绝人使用的俗语（Prakrit）兼容，比汉文更易推广。载体便利：佉卢文多刻于木牍（胡杨木制成），适合沙漠环境保存，比简牍更耐用。
佉卢文的消亡时间：4世纪后随精绝一起消失。原因：鄯善国扩张，推行婆罗米文（源于印度，后演变为于阗文、焉耆文）。佛教中心转移，梵文与汉文成为主流。精绝灭亡后，使用者离散，文字失传。
“五星出东方”织锦的真正用途？
是军事吉祥物，还是王室赏赐品？
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真正用途，学界尚未有定论，但结合其出土背景、文字内容、工艺等级及历史语境，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推测：
1. 军事吉祥物（可能性较高）
证据与依据：文字内容：织锦完整文字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明确提到“诛南羌”“单于降”，与东汉对羌族、匈奴的战争直接相关（如东汉与西羌的百年战争）。出土位置：发现于男性墓主右臂，可能绑缚在铠甲或战袍上，类似“护臂”或“徽记”，具有战场标识或祈福功能。天象关联：“五星出东方”是汉代星占学中的吉兆（《史记·天官书》），军队可能借此鼓舞士气，象征“天命所归”。支持观点：学者于志勇（新疆考古专家）认为，此锦可能是东汉西域驻军（如西域长史下属）的军事旗帜或将领佩饰，用于出征前祭祀或实战中彰显正统。
2. 王室赏赐品（可能性并存）证据与依据：工艺等级：织锦为“五重平纹经锦”，属汉代最高级丝绸，仅皇室作坊（如襄齐郡工官）可制作，可能由朝廷赏赐给西域贵族或将领。政治象征：“中国”在汉代指中央王朝，文字强调“四夷服”，可能用于宣示汉朝对西域的统治权威，赏赐给归附的精绝王或鄯善王。墓葬规格：出土墓葬为贵族合葬墓，墓主可能是受汉朝册封的地方首领，织锦代表其政治身份。支持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此类织锦可能是汉廷对西域盟友的封赏之物，类似“汉归义羌长”铜印，兼具荣誉与威慑功能。
目前最受认可的解释是：该织锦最初为东汉朝廷制作，兼具军事与政治功能——可能用于西域驻军的吉祥物，同时作为赏赐地方首领的权威象征。其用途并非单一，而是汉代“丝路外交”与“军事威慑”结合的产物，既安抚盟友，又震慑羌胡。
想了解更多尼雅遗址的历史文化，请前往新疆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参观和了解文物的详细介绍，借助专业的文物介绍和部分文献资料参考。以上内容只是浅浅的介绍关于尼雅遗址的介绍。图片均来自于互联网和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