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和今天诠释的是同一概念吗？
从文化历史角度，中国在论述丝绸之路时往往过于夸大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并非个人观点。清华大学历史教授李伯重、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剑雄等都曾在不同侧面澄清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尤其当今特别看重经济层面意义，都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
李希霍芬(曾七次到中国)在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他的本职专业是地理学，地质学，他到中国和东方的考察虽然不可避免会涉及历史文化，甚至对此非常感兴趣，但可能也不算他的重点。后来被英美发表的《中国》一书，应该说是专业的地理学内容，附带一些考古的历史地理描述，如中国的黄土高原成因，如新疆罗布泊位置及楼兰古城，还对中国造山运动引起的构造变形有开创性研究。他还在山东、北京西山、大青山、五台山等地发现了许多褶曲和正断层，他把晚清的18个行省考察了13个。
作为后世无法绕开的一个学术坐标，李希霍芬的学问目光是敏锐博大的。他在《中国》一书序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是说明所写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不过，如此“敬业”的李希霍芬多次“游历考察”用意当真这么纯粹？后人往往被他对中国历史的厚重与世界交流的深广而迷惑和陶醉。
李希霍芬的考察手续是合法的，但调查结果没有向中国官方报备，其结论也没有完全依照当初承诺呈交上海的欧美商会。相反，作为德国普鲁士人，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一个加煤站。”他经过考察，选择的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胶州湾，但1871年给欧美商会的报告，却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的地位，对舟山群岛和胶州湾的战略意义只字不提。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不但就此将山东纳入德国势力范围，为了利用山东控制中国内地煤矿，他向欧美商会鼓吹修建连接内地与海港的铁路，“如果连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铁路建起的话，它们的大多数珍贵物产——主要是矿产——将得以出口”。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国后，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嘉奖和赏识，学术和社会地位青云直上。
尽管李希霍芬的研究领域比后人想象的多，也尽管他是“丝绸之路”一词的发明者，但他对这个词语的使用却十分保守。《中国》一书基本只定义为汉代前后的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这与后来的中国学者和当今官方的大胆诠释，肆意发挥很不相同。
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德国人，李希霍芬当时提出的丝绸之路主要截至到东汉末年，其范围也就是从洛阳到中亚的撒马儿罕（或者叫费尔干纳盆地），由于国外学术界向来没有中国史书中的所谓“西域”概念，甚至中国有时还生硬的抛出所谓狭义“西域”单指新疆，因此，通向中亚以外的西亚和欧洲也就是所谓西方世界了。而这一条欧亚之间的陆路通道，中间分道主要就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如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就可分为南、中、北三道，其中南、中两道到喀什又汇成道，翻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中亚地区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儿罕，这是李希霍芬当时比较细致的推断和考证。需要注意：并没有我们所认为到达了地中海沿岸。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丝绸之路最终的目标是罗马帝国，说他们的贵族穷奢极欲，喜好丝绸，尤其对中国丝绸往往肯用金币换取，这的确是历史事实。但需要认识的是，这个中国丝绸产业链的“下游”环节与中国已经没多大关系。
02 汉唐丝绸之路与西方罗马贸易的真相
与罗马并行的是东汉，稍微熟悉西域历史的都该知道，东汉与西汉很不一样，有所谓“三通三绝”的事实，在史籍《后汉书》有明确记载。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情节，班超收复西域后，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也就是后人普遍认为的罗马帝国。当甘英走到安息境内的西海边，也就是今天的波斯湾，准备乘船出海却被当地人以海中有妖怪兴风作而加以阻止。《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专门记下当地人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一二岁者，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罢放弃渡海再西行了一段时间，增广见闻，然后转北而东，行60余日返回安息，取道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历史上属于波斯的忽儿珊，后世称呼罗珊，木鹿为首府和要塞）和吐火罗东还中土。
“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可以视为小说情节，但也不是随口胡诌，其实就是希腊北欧神话史诗中出现过的“海妖”，更通俗的称呼就是美人鱼。西方最早传说海妖的地方是两河流域的亚述王朝海域，属于今天地中海东面（这一王朝时间跨度说法不一，但至少涵盖公元前1000多年到前600多年，与中国周朝大体并行。亚述Assyria这一称呼就是亚细亚、亚洲的来源，据说是古希腊人使用的，从希腊语而来）。
从地理位置来说，两河流域往往指今天的伊拉克大部，而伊拉克北面就是土耳其。在古代波斯强大时，伊拉克属于波斯，后来大食阿拉伯强大后，伊拉克则又属于阿拉伯，甚至黑衣大食阿拨斯王朝的主要支持者和军队主力都来自波斯。
那么，若甘英一行航海去大秦，要从波斯湾经阿拉伯湾穿红海进入地中海，确实路途遥远，危险系数很大。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波斯人或者广义上的西域商旅，早已截断了东汉的商贸渠道，他们在中间充当中转，再两头捞取利益。
因此用传说故事吓退了甘英这个代表东汉朝廷的使者，此后，经商千百年来都成为多数西域部族的长项，可见历史自有渊源。若当真中国从丝绸之路获得划时代的利益驱动，或者经商者受到巨大实惠，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不会是史书记载的那样了，正如黄仁宇所言，中国的制度建立太过早熟，且从来没有商业的基因。
不光如此，在东汉的特殊背景下，长久以来都不重视西域，不说西域，东汉甚至连关中河西都不重视，因为以洛阳为都，重心在中原，导致河西走廊及关中地区羌戎势力成为严重威胁。
其次，东汉崇尚儒家经学，思想文化等好的方面当然很多，但负面影响就是态度保守，不重视西域也有原因可循。正由于东汉的边疆意识严重失误，才是导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搅扰，大量边疆部族全涌入中原，这是东汉崇尚儒家经学，奉行收缩策略的消极结果。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如果要牵扯多元意义，本身就需要注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互影响，都知道很大程度上这都在主体汉族以外地区，才能够体现“交流”一词。
若回看西汉武帝，中心一直在关中长安，所以大力收复河西，大量迁徙内地民众到边疆开发，积极进取经营西域。历史上儒家主导的朝代都要批评武帝劳民伤财西征大宛，代价惨重和巨大，可以说从《史记》的司马迁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不例外，这就是儒家思想作祟。
没能看到武帝就是纳西域进入版图，同时要让西域各部彻底摆脱匈奴，战略眼光非常深远（次要的个人欲望则是寻求长生不老以及索取大宛马）。武帝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疆拓土的大功业，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亚于又实现了一次秦始皇统一六国，秦皇汉武并称绝不是随意攀比。再经过昭帝、宣帝两代继续，才有西域各邦大量入长安往来，“丝绸之路”的国家高度才名正言顺。
中国丝绸纺织的发达早在战国就有公论，这些产品可以换取高昂利润，秦汉时代的流通已经比较广泛，战国后期和秦汉前期历史上有过不少有钱的商贾，当时除了贩卖牛羊马匹就是贩卖丝绸产品（附带经营一些土特产，个别爆发户也有贩卖奴隶，如孔子弟子子贡端木赐是一位豪侠人物，有经商经历，家境富裕，据说就有过贩卖奴隶的经历，这在春秋时代背景下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上这两种商品都与边疆地区有关联。
当西汉确立丝绸之路后，被波斯和粟特地区商旅看重，因此，从两河流域到伊朗高原到中亚草原戈壁，这一大段路程很少有中原商贩能够参与，顶多在边关进行交易。首先西汉自武帝开始就打压商人，儒家地位越来越高，到东汉就更是主流。其次，跋山涉水去从未涉足的地方，古人往往是不愿意，不要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僚鄙视经商，即便从家庭结构和文化传统来说，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情形下，也不可能有太多内地商人去西域丝路进行贸易，这还不谈朝廷律例是否允许。所以引出一个问题是，丝绸纺织在两汉虽然兴盛，这个行业究竟如何在经营？若非专业史学领域，绝大多数普通人今天是很难明白个中情况。
以孙毓棠等前辈的研究来说，虽然我们很早就生产丝绸锦缎，但十之八九的百姓都不可能穿丝绸或锦缎，也就是说民间几乎没有“市场空间”。如三国蜀汉盛产的锦缎早在西汉已经为天下一绝，张骞出使西域就已见过外邦有蜀锦，后来新疆著名的精绝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织锦护臂正是蜀锦代表作，足见张骞所说情况可信。而，蜀汉所产蜀锦主要也用来交易换取军械物资（推断就是通过西南道路换取钱财珠宝，蜀汉后主刘禅时期有过夺取交趾的行动是有记载的，但后来交趾毕竟还是被东吴基本控制了）。
即便有经商牟利的商贾，轻易也不会或不敢穿丝绸锦缎。如耳熟能详的故事东吴大将吕蒙命令士兵假扮商旅偷袭关羽镇守的荆州，流传是“白衣渡江”，证明当时商人多穿普通白色布衣，“白衣或布衣”在社会上一直沿用下来就是普通人的代名词。
两晋南北朝的丝绸之路不能说完全阻断，中原内地在丝绸之路几乎没什么大作为。曹魏、两晋、前秦、北魏、北齐、北周等诸多朝代，对西北塞外往来其实很多，留下有关波斯、康居、大宛、安国、曹国等记录，所以这期间历来被认为是各个部族与中原内地的融合高峰。同样，西域粟特诸胡（国内史书多称昭武九姓，他们与粟特的关系不无争议，笔者倾向许序雅的观点，昭武九姓与粟特有渊源，但关系并不大，也不等同于粟特）进入中原也是一个高峰，直到唐朝盛衰转折——安史之乱，一般人同样难以想象，以非常开放包容著称的唐朝也会犯下与东汉极为类似的错误，从而导致丝绸之路的历史彻底改写。
安史之乱的原因不是本文能够分析清楚，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就是唐朝与东汉类似，收容大量边疆部族进入内地安置，前期唐朝以长安为都，重心在西北，从武则天开始基本以洛阳为都，同样属于东北的契丹、渤海靺鞨成为威胁。玄宗以后，渤海成为一方藩属势力，契丹也越来越强，所以东北驻军逐渐成了唐军精锐所在，安禄山、史思明以此为契机渐渐坐大（唐朝大量使用蕃兵蕃将，表现开放包容的特点其实有些无奈），他们本身是西域部族后裔。更凑巧的，造成唐朝第一次几乎丢失西域的安西都护府主帅高仙芝却又是东北高丽人。
高仙芝出于对西方大食蚕食西北诸部的警惕，原本是忠心耿耿，打算主动出击改为朝廷能够直辖西域当地，结果唐军在怛罗斯失败，有近万人被带到阿剌伯境内，这就历史教科书说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唐朝流传西方的真实背景。但就在战事结束当年，大食就派遣25人的使团来长安恢复修好，这批使者路上走了数月，来到长安过新年（史称“天宝十二载（752年）的贺正旦”），可见两《唐书》记载。仅仅两年后，安史之乱就发生了。
平定安史主要依靠西北朔方军，但兵力严重不足（其实是骑兵匮乏），所以后来结好回纥大军，外加西域李氏于阗、龟兹、拔汗那等一些忠心唐朝的部族远赴中原作战，也包括恢复交好的大食忽儿珊派出五千多精骑。唐朝元气大伤，不久河西走廊被吐蕃割断，回纥换了回鹘西迁西域，丝绸之路总体与唐朝的中原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03 唐朝以后还存在丝绸之路吗？
唐朝在历史上号称强盛，思想开明，西域文化十分繁荣，但唐朝的强盛并不等于西域丝绸之路的繁荣。不要说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无力再维护西域，就在唐朝控制西域的前期也在频繁进行作战，真正说到陆路交通，可说得上十分危险，这是第一。
第二更为关键，唐朝的丝绸远不如汉朝有那么大利润。倒并不是说中国丝绸的质量下降，也不是说西方人不喜欢，主要东罗马拜占庭至少六世纪就已经能生产相当不错的丝绸。西方史学界比较公认是查士丁尼时期（6世纪中叶），拜占庭已经可以养蚕抽丝，当然品种与中国不同，当时希腊的底比斯已经是著名丝绸中心。因为古代罗马商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大，5世纪已经到达斯里兰卡了。之后，欧洲诺曼人从拜占庭劫掠不少丝绸工人（因拜占庭对丝绸技术是封锁保密的，养蚕抽丝是技术活），进一步传播到意大利和法国，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卢卡和法国的里昂先后都成为丝织中心。
拜占庭的技术据说是从波斯引入，但波斯的技术是否从中国来，目前还是有争议（就不提东罗马拜占庭，单论西域丝路的疏勒、龟兹、高昌，从班超父子之后的两晋南北朝也已经能产生较为著名的丝绸锦缎，这才是古代丝路伟大的真正意义，是具有传播技术帮助沿途各地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商路”，只进行交易买卖）。
那么，单说拜占庭丝绸的质量并没有超过中国丝绸，但差距也不算很大，加上西域其他地区的丝绸流通，多少削弱了中原内地丝绸的垄断性。唐朝以来的西方世界渐渐不再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和人力，完全依赖东方中土了，拜占庭金币“贝赞特”在地中海世界直到12世纪，后来蒙古西征前一直都是主流货币，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各地都认可。
第三，众所周知，大食阿拉伯开辟了海上贸易。即便贩运中土丝绸，也主要从广州走海路（唐高宗显庆年间，广州海港就成为对外进出口的主要地点，逐渐成为南洋、西洋各地商贩集中的地方，设立蕃坊专供外商居留），阿拉伯造船技术比中国略微先进，至少远洋航船更有优势，船体巨大，运货量大，相比陆路交通缩短时间，也相对安全。
第四，安史造成北方战祸惨烈，唐朝的经济中心也开始南移。与此同时，沿海港口的成熟，整个东南地区的出海贸易都变得十分活跃，也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从晚唐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已逐渐取代西北丝绸之路。
第五，还有一个长期比较忽略的问题，唐朝的商贩出海贸易的对象究竟是哪里？一般来说，是当时富庶的孟加拉，换取中原很少能生产的棉织布。如我们历史教科书每每要提到，直到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学习改进棉纺技术才有棉布大量推广生产。其次进口阿拉伯马匹，阿拉伯马至今都是最好的良马，另外，唐朝向西方出口纸张和茶叶，丝绸并未停止，但居于次要了。
将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再看李希霍芬所论述丝绸之路只存在于两汉时代是准确客观的。而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要算法国汉学家的祖师沙畹，1903年，他在《西突厥史料》书中提到丝绸之路可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1968年，日本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他在书中延伸了视角，认为中国沟通日本、东南亚、印度及阿拉伯的是一张互通的航海贸易关系网，他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中瓷器贸易占了很大比重。
唐宋之际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可以从大量南海沉船看出。1998年，属于晚唐到五代的黑石号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附近出水，中国瓷器达到67000多件。2003年，印尼爪哇附近海域又发现五代时期的井里汶沉船，有数万件浙江越窑瓷器。此外中国海域中也发现大量南宋沉船，如著名的南海1号属于南宋初年，华光礁1号属于南宋中期，这些沉船遗迹几乎没有丝绸。虽然不能说明不存在贩运丝绸，但流通物品在发生转变则是事实。
因为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造诣逐渐走向巅峰，包括明代自郑和下西洋以后，看似再无国家主导的巡洋之举，但受到下西洋的刺激，各国海上贸易往来已经越来越繁荣，明代所谓海禁也只是表面上的，这在明代历朝实录中有许多记载。尤其武宗正德到世宗嘉靖年间，往西洋的瓷器有十分少见的阿拉伯文字样，在明朝瓷器中为独有，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往往也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04 究竟有几条丝绸之路？
在漫长的历史中，关于丝绸之路交通线的数量也有各种说法。国内学者徐苹芳在《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章中提到四条：
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路，就是以蒙古高原为主，不经过新疆通往西亚以及欧洲；三是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大体涵盖以上几条主线是比较准确的，而另有一些不同观点，其实主要是表述方式往往别有玄机。
如西南丝绸之路，从四川进入西藏，过尼泊尔而到达印度，或经大理而入缅甸，其实习惯上另有称呼为“茶马古道”，它又可分为两路支线，一路由四川甘孜地区经甘肃、青海可以北上到达中亚，融入沙漠丝绸之路，而另一路还可以南下连通海上丝绸之路。
再如漠北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远东和东北地区这一范畴，学术界也有别名为“黑貂毛皮之路”或“玻璃之路”。一是远东和东北特产貂皮，在漠北苦寒之地自然也是上好的货物，不光古代中国为主要贸易，在渤海、高丽、新罗等地是十分兴盛，体现了这一路线的国际性。二是，玻璃起源多有争议，外来说倾向于西域塞外，自产说则是汉代南方。当然不论何种说法都体现了流传范围到远东一带，甚至波及高丽、新罗、日本以及东南亚。
真正以国家层面或放眼国际就能发现，历史上各个阶段“丝绸之路”包含内容和辐射范围都各有不同。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基于历朝历代积累的文明和威望。多数大一统王朝都是亚洲秩序的中心，不论丝绸锦缎、茶叶瓷器，在中国境内都是官营为主，民间商旅很少可以插手，甚至私自贩卖要受到官府严厉追究。
对于丝绸而言，尽管大量的百姓都可以养殖蚕桑，但抽丝或纺织都被官府机构监管和收纳，自己很难得到什么好处。正如晚唐秦韬玉著名的《贫女》诗句：“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描写针对女子婚嫁现象，但也说明民间女子的手艺不是被官府盘剥就是被富家乡绅所雇佣，自己有好手艺也依然贫困，对好姻缘感到没有希望。
再如清初康熙盛世年间著名诗人查慎行的代表作《养蚕行》，也可以说明直到清代，蚕户受剥削之惨重，不仅官府经营收缴蚕丝，而且地方军队也加入倒卖蚕丝的行列。正如日本在明清时主要就从中国进口优质的蚕丝。
17世纪以来，江南号称最富庶地区，如织造和盐道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所在。例如都知道康熙年间曹雪芹祖上曹寅就担任苏州织造和江宁织造，掌管江南丝绸生产供应，还任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曹寅家中，一度非常有财有势。
通观历史演变过程就能明白，中国丝绸之路带来的经贸富庶和文明发展未必有我们想象的多，即便有，利益从来都属于朝廷，和广大百姓群众并没多少关系。当然不排除少数敢于铤而走险私自贩售丝绸、茶叶、瓷器、盐甚至武器，大多数老百姓即便生产丝绸、瓷器，晒海盐或捞井盐，除了受官府层层管制和抽取利益外，私人根本没有多少实惠，稍微了解一下古代明清的经济史也能体会。
当今的“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家国情怀”当然与过去历史不同，各省市通过“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合作，又可以带给底层民众多少实际利益，希望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两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都还需要继续观察，希望梦想可以照进现实，让丝绸之路沿线都可以共享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