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伟光（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天文学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语·尧曰》也记载着帝尧告诫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可见，我国古代已高度重视天文知识。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以下简称《星汉灿烂》）一书，“纵览华夏天文五千年”，系统介绍我国天文学数千年的观测历史和实践，还原其发展历程，是一部兼具科普性与文化性的佳作。

《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李亮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史海钩沉见精微

  该书显著特点之一，是既着眼宏大历史，又注重精微细节。

  中国人常以百年、千年计量时间。理解讲求“亘古亘今”的中国，必须认识其历史的连续性。《星汉灿烂》引考古证据论述：中国古人天文观测活动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图案，距今4000至6000年。山西陶寺观象台遗址证实，4000多年前中国已有官方天文台，属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观象台之列。更早至4300多年前，我国已拥有“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观测史源远流长。

  中国天文观测与实践成果，亦载于历代史书。据该书作者梳理，从《史记》到《明史》，24部正史中17部有天文学专论，成为后世研究的主要资料。对此成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中国人的天象记录表明，他们是在阿拉伯人以前全世界最持久、最精确的天象观测者。甚至在今天，那些要寻找过去天象信息的人也不得不求助中国的记录，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几乎只有中国的天象记录可供利用。或者如果中国的记录不是唯一的，那也是最多、最好的。”这份跨越千年的“星空日记”，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科学遗产。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了让枯燥的天文学史更加“接地气”，作者按时间顺序精心编排内容，通过12章60多个历史瞬间，串联其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这种“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的结构，既清晰呈现历史脉络，又深入浅出阐释专业内容。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庄子》对混沌的想象，从夸父逐日与日影测量的关联（作者推测，观测太阳轨迹、追逐度量日影变化，可能构成该神话的科学依据），到尧舜禹禅让体现的“天之历数在尔躬”传统……众多故事缀合成中华文明行进的足迹，让冰冷的仪器、艰涩的术语背后，跃动着先民探索宇宙的鲜活灵魂。

明代绘《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薪火相传向未来

  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作者运用此方法，一方面归纳中国天文学史基本规律作为内在理路，一方面彰显其发展史上的高光与创新时刻，使该书严谨的基调中闪烁着智慧火花。

  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天文学亦然。天文机构的官办性质，确保了该领域数千年连续发展。作者指出，自《太初历》后，中国历史上出现100多种历法，源于历代君王对“天之历数在尔躬”的执着，以及官方专设机构负责观测天象、编制历法。这一运作方式，确保了天文历法工作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有效性。正如中国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所言：“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国古代的天学机构无日无夜地在工作着。大量的观测资料积累和反复的实践，使得中国古代的天学体系成为一种世界上其他文明没有的、独具特点的、高度发达的天学体系。”

  书中另一观察印证了官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作：北宋苏颂主持建造水运仪象台，耗资5万贯，占朝廷岁入千分之一。以今日财政收入换算，堪称巨款，足见官方重视程度。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计时于一体，其精妙复杂代表了当时世界机械制造和天文仪器的最高峰。

  在阅读该书时不难发现，历代杰出天文学家为天学发展作出不懈努力，他们的智慧与勇气是推动学科进步的引擎。比如，张子信通过数十年隐居海岛潜心观测，发现“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所谓的太阳运动不均匀性，这是继发现岁差现象之后的又一重要天文发现，为后世历法精度的飞跃奠定了基础。又如刘焯大胆质疑历代先儒坚信的“日影千里差一寸”说法：“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体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其提出的天文大地测量计划虽未实施，但唐代一行经测量证实，其怀疑正确，“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这场关于大地尺度的科学论争，展现了古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此外，一行的《大衍历》，创造性地将历法分为“历议”和“历术”两部分，为后世的历法编修创立新范式。作者认为郭守敬主持编修的《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传统历法巅峰，既继承前代优点，又大量创新改革，精髓在于“创法者凡五事”（天文计算改革）及“考正者凡七事”（天文数据重测）。

  读该书后更深刻感受到，科学正是在一次次的质疑与证伪中延展，历史也是在一次次的创新与创造中前行。华夏苍穹下，正是这种守制度之正、创科技之新的精神，铸就了不朽的华章。

唐代绘《敦煌星图乙本》（局部）

  寰宇交融共星河

  考察中国传统天文学成果，需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这涉及如何看待自身传统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很好体现了坚定文化自信与坚持开放包容的统一，描绘了一幅文明互鉴、星河共辉的壮阔图景。

  作者提出，在“书同文”背景下，中国发展出与西方不同的“东方天文学体系”，在东亚等地形成强文化认同。天文学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领域。例如，唐朝《宣明历》在日本一直使用了823年，深刻影响了日本古代的时间观念和天文实践；朝鲜李朝的官方历法《七政算内篇》也是在元朝《授时历》和明朝《大统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成为中朝科技文化交流的典范。

  同时，据该书梳理，我国也积极吸收优秀外来科学文化，多次引入天文学知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甚古，然每每受外来的影响而得进步。第一次为唐代之婆罗门法，第二次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则明清之交耶稣会士所传之西洋法。”耶稣会士负责清朝钦天监近两百年（始于汤若望任监正），是人类文明交流佳话。《明史》称赞西洋历法，“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尤其肯定了其带来的精密天文仪器和新的宇宙观念，体现中华民族谦逊好学的精神。近代以来，以中国天文学会创会会长高鲁等为代表的留学归国人员，大力引进西方现代天文学，使传统的天文学成为现代科学分支学科，为我国天文学发展作出历史贡献。天文学交流是推动文明互鉴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中国古代天文学自成一格、独具特色，正如作者所说，科学的星图、精致的仪器、精确的方法、深邃的思想、无穷的想象力，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蕴含着可汲取的养分。同时需注意，现代天文学与古代属不同类型。《崇祯历书》颁行后，欧洲几何天文学方法取代了中国代数方法，平面几何学和三角学取代了内插法和函数计算，黄道坐标系和周天360度制取代了赤道坐标系和周天365.25度制。作者指出，“中国官方天文学在理论和技术层面被纳入西方轨道，对此后发展产生广泛持久影响”。这一转型虽深刻，但中国传统天文的观测遗产和部分思想资源，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仍具参考价值。

  书末，作者并未止步于近现代，也书写了中国天眼（FAST）探秘深空、“嫦娥”登月工程揽月取壤等我国天文实践所取得的新成果，展现了古老天文大国在现代宇宙探索中的崭新姿态。当然，若能给予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文学更多篇幅则更佳。例如，“天眼之父”南仁东廿二载选址、攻坚克难的故事可更丰富，充分彰显其坚毅精神。又如，从“嫦娥一号”叩访月球传回首幅全月影像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嫦娥”系列工程所蕴含的科技创新和逐梦精神，值得用更细致的笔触讲述。

  该书自首版后不断再版，表明这类兼具科学精神与丰厚文史知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著作广受欢迎。期待更多类似著作面世，继续点亮公众探索星空、理解文明的火炬。

《和汉洋三贤人图》反映了日本天文学先后受到中国和西方的影响。

  （本文图片均选自《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