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仑,核心词义为“天”,功能为“通天”。早期昆仑,以山崇拜形式作为核心文化象征遍布广域中国大地各处。在“中国文化圈”和早期国家形成之时,昆仑聚焦于中华文明核心区,以秦岭为标志。随着大一统国家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与域外其他文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充分进行,以及中华先民对黄河的溯源探索,昆仑逐步西延,成为西部山河的泛称。昆仑西移,是“大一统国家”发展需要与安排,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文化与政治举措。通过对昆仑这一中华文化符号的解读,挖掘呈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天崇拜”“腾格里崇拜”“天命”“天人合一”“天下”等文化特性,力求阐明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
关键词:昆仑;文化符号;文明特性;普遍性与在地性
昆仑,这一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信仰、智慧与情感。它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脉,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象征,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古老的世界观、神话传说到历代的文化典籍,从神秘的宗教信仰到独特的风水(堪舆)学说,从鲜活的民间习俗到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昆仑的身影无处不在。
“昆仑”一词最早出自《尚书·禹贡》,屡见于《尚书·禹贡》《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庄子》,以及《淮南子》等诸多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词语。《太玄经》:“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无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云。”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昆仑以词义来理解也可以称作天山,古代西域,今新疆之昆仑天山均为“通天之山”,或曰“天人合一之山”,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属性。
《康熙字典》:“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昆仑的原义指天体,有混沌、圆满、浑圆、旋转、天穹等含义。混沌者,宇宙之初始、天地之所出也;昆仑为宇宙之缩影,故称天,亦称苍穹;天旋转象如盖,故昆仑有旋转之义;天盖形圆,故昆仑有圆满之义。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昆仑,可以说是一个玄奥深远、妙不可言的“众妙之门”。
综合而言,昆仑词义为“天”,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符号化的通天神山,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祭天之祭坛和听察天下宣明政教的明堂。昆仑文化则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文化概念,以多元化形式表现“敬天法祖”“天命”“天人合一”“天下”“大一统”等传统文化。昆仑,包括沟通天地的人工建筑,以及通天神山,具有“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万物尽有”“天柱”“天梯”等特性,是中国古人对意识形态的昆仑思想文化构架。昆仑文化的起始时间,与中华文化起源同步,源于中华文化起源的农业特性,即“观象授时”。
一、昆仑形态
关于昆仑的形态,《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描述昆仑之墟“在八隅之岩”,所谓八隅即有八个角,成十,昆仑之墟及其基座,昆仑之墟及其基座在昆仑之丘这座大山之上,总体有三重结构,构成“昆仑”神山的整体。,正如《尔雅·释地》所言“三成为昆仑丘”,《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淮南子·地形训》中则明确了昆仑的三层结构,描绘昆仑有层叠之城九重,具体又可分为三层。《淮南子·墬形训》也认为昆仑之丘,一层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二层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三层乃谓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淮南子》所述昆仑是一种递进式的三层结构,进一步强化了昆仑作为天梯的属性。昆仑连接了原本隔绝的天地,因为《山海经》时代昆仑由开明兽把守、“非仁羿莫能上”。汉代,神仙信仰兴起,昆仑成为凡人可以获得法力,实现登天长生、超越凡人的圣地。
学者认为“昆仑”一词的本义,实际就是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不同季节太阳每天的视运动轨迹并不相同,夏至日行极北,冬至日行极南,春秋二分日行居中,实际却都是沿着黄道行移,日日轮次而秩序井然,这就是仑。所以昆仑的本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同一个太阳依次而行。这意味着太阳日行的图像也就构成了昆仑的形状,其本作圆形,而最初的形制规划即是体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三天或三圆。
所谓“三成为昆仑丘”,即昆仑丘的形制为三成,这显然体现了昆仑三天的古老思想。传统文化奉行所祭必象其类的观念,天的形状是圆形,那么祭天的圜丘也就必须象天为圆形。当然,圆形的天又可以具体描述为至少象征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日行轨迹的三圆,这意味着祭天的圜丘也同时需要设计为三圆的形状。这种三圆形制的圜丘,其最早的遗存不仅已经发现于辽宁建平牛河梁属于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下图),而且直到明代北京天坛的圜丘,形制竟然没有任何改变。昆仑以三天三圆为制,其为祭天之所,这一传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传承有序。
类似文化思想,遵循相同的逻辑,以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贯穿中国历史全过程。故而,昆仑除了通天的山形,模拟天形的祭坛、观象授时的明堂,还包括所有表达通天意涵的民间民俗文化设施与自然象征物。
图1 天坛三寰丘构型示意图,李龙刚绘
二、昆仑文化的起源
昆仑文化与中国文化起源同步。中国早期文化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2万年左右。此时,动植物驯化种植、陶器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敬天”思想出现。距今8000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部分地区出现深度交往,中华大地“敬天法祖”“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观形成。距今6000年以后,中华民族先民在不同区域孕育出既有鲜明特色又有重大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文化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以及蒙古高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以天崇拜为特质的昆仑文化因而遍及中国文化圈,可谓无处不昆仑。
从考古发现来看,昆仑天形,以及昆仑通天的天命传统文化观念在9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环、玉玦等玉器,已有形状为天形,玉色为天色,玉器为通天之礼器的意涵,标志中华玉文化的诞生。昆仑以山岳、祭坛通天,与玉器通天同理,均为早期中国文化起源阶段敬天文化的表现形式。
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最早的小南山玉器发现于小南山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9000年。共发现玉器200多件,种类包括环、玦、璧、管、珠、扁珠、匕形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玉文化最早的玉器组合面貌,其中以玉珏、玉环、玉璧最为接近天形,应该是敬天通天的礼器,对后来的中国玉器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图2 小南山遗址出土玉环、玉珏
(图片来自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9000多年前的玉环、玉珏、玉璧等天形玉器,作为通天神器也是迄今最早的礼器,仅这些玉器的发现就表明敬天通天的文化要早于9000年。道理很简单,一定是先有文化观念,之后才有表现这种观念的器物。同样昆仑三成的文献记载,表明三成昆仑一定是人为的建筑构造,因为自然界不存在三成之丘(山)。同理,昆仑文化的山崇拜,早于祭坛、明堂等建筑,也就是说三寰丘祭坛的出现晚于昆仑形态的文化概念。
距今8000—6000年前,中华大地史前文化遍地开花,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等地普遍出现农业。早期农业的快速发展与观象授时确定精准的农时有直接关联,这也意味着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的产生,昆仑文化观念因之产生。考古发现的祀天遗存,较早出现在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该遗址下层发现一处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有四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发掘者判断为“排架式梯状建筑”遗迹,学者认为是一处很高的“通天神庙”。还有数十个祭祀坑,埋有火烧过的各种动物骨骼,个别坑中还有人骨,可能是燔柴燎祭后掩埋的动物牲坑、人牲坑。出土的白陶祭器异常精美,上面戳印有复杂图案,有可以和祭祀场“通天神庙”或者“天梯”对应的图像,还有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神面纹已是“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或“飞龙”形象,八角星复合纹则可能是“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宇宙观的体现。还有一些飞凤纹,一般都是托举着“飞龙”或太阳向天上展翅欲飞的形象。“通天神庙”、燔柴燎祭、飞龙飞凤,足以复原出一幅可信的祀天场景。
图3 高庙遗址陶器上的天梯、飞龙、八角星圆形符号图案与贾湖遗址骨“规矩”
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一带的河南舞阳贾湖墓葬,出土了一种类似汉代画像上女娲伏羲手持的“规”和“矩”骨器,学者认为是观象授时的工具。随葬的龟甲上刻有象占卜结果的卦象符号,甲壳里装有黑白两色石子,应该既是“天色”象征也是八卦类数卜工具。龟甲和骨“规矩”常放在一起,推测龟甲与骨“规矩”俱为观象授时工具。先民以圆圜背甲象天、以方平腹甲形地,就是说可能已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临潼白家遗址陶钵上的彩陶符号,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陶器上的彩陶八卦类卦画符号、萧山跨湖桥遗址角木器上的刻画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都和贾湖的数卜密切相关,表明拥有类似的敬天信仰。
图4 桥头遗址彩陶八卦符号
距今6000多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墓”是二十八宿天文体系已经成熟的证明,而距今5500年左右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祭坛、八角星纹“洛书玉版”、玉璧,距今5100年左右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的三层祭天“圜丘”遗迹等,都显示出明确的祭天场景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大口獠牙的神龙形象,以及各种具象的龙形象,在距今8000年以后也越来越常见。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都是高庙龙形象的延续,也是敬天信仰传承发展的见证。
图5 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形象,采自《中华文明的形成》
上述文化现象,均为先民观象授时与立表测影活动的成果,是中华文化起源阶段的重要文化行为,也是昆仑文化的具体内容。中华先民对空间和时间有意识的规划,通过天文观象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借助圭表完成对日影的测量。在中国上古的神话系统中,夸父逐日所表现的古人追逐日影无疑是早期文明社会测影活动的客观写照。顾颉刚先生曾经建立起了这一神话与昆仑文化的联系,事实上,这正是昆仑文化得以形成的天文学基础。
随着人们天文知识的积累发展,到距今8000年前,测度日影的工作则已成为先民决定空间和时间的主要方法。而以三圆为核心内涵的昆仑图形事实上在距今65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在以蚌塑图像表现北斗和龙、虎等星象的同时,其墓穴形状则取象于三圆盖图(上图),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三圆昆仑的物证。经过千年的发展,红山文化圜丘在表现三圆昆仑的形状方面显然已经更为完善,其数术思想不仅可以直接与《周髀算经》的记载建立起联系,而且其三圆的形制一直影响着传统圜丘祭坛的设计理念,五千年一脉相承。以上考古发现说明,昆仑文化与中国文化起源同步。
三、昆仑何在
天下,原本就并非起于某座叫昆仑的山,而属于一个文化或文明叙事,其所属的宇宙观原本就意味着一个文明体对宇宙世界之起源与秩序及其与人们生活之关系的理解与建构。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文明的形成,即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由一位最高统治者决定将某个陌生遥远的地方命名为昆仑时,它的意义和影响就应该从文明(国家)发展的高度与深度来加以解读。
(一)天下昆仑
早期昆仑,因其通天文化特性遍布广域中国大地各处,随着中国文明诞生,昆仑的“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等思想得以强化,昆仑与古代国家政治核心直接关联,都城及其周边大山(秦岭、南山等)成为其直接象征。随着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和天下观念的发展,夏商周三代随着东西方交流(丝绸之路)加强,昆仑逐步西移,成为西部所有大山的泛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营西域,西域南山(以于阗南山为标志)最终被确定为昆仑,可谓是“天下昆仑”的国家诠释。
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与精神,毛泽东曾于1935年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以“昆仑”为代表畅想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之愿景。现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亦是对同样的历史文化规律的总结与把握。概言之,昆仑蕴含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和核心文化精髓,也是现今中国所有人群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具有“国家文化”“国家品质”和“国家形象”等特质,彰显“国家意志”“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功用。昆仑文化既是古代中国人共同体的历史表达,也是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根基性文化底蕴。
最早确认“昆仑”所在并描述其特征的文献是《山海经》,用大数据检索《山海经》关于昆仑的记载,序文计有2处,正文计有42处,注释中有117处。先秦《禹贡》《管子》《庄子》《逸周书》《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及屈原的《离骚》《天问》《九章》等文献中,昆仑一词的出现频次也很多。至于秦汉以后的文献,检索四库全书,以“昆仑”为关键词搜索,正文中共有12402处,其中经部1016处,史部2492处,子部4121处,集部4714处。以上昆仑,几乎都在西部。
(二)周穆王西巡昆仑
考古发现,距今万年左右,东方中国小米(粟黍)、水稻的种植与猪狗养殖,西亚两河流域小麦、大麦种植与牛羊养殖等成果出现,标志人类文明历史开始。同样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即丝绸之路已出现。
东西方交流的关键地带为中国西部,主要通道为西域(新疆)。缘由:地理环境之外,在于中国文明位于世界最东方,其他文明则俱在中国之西。5000—4500年,马的驯化与使用,使得全球文化交流速度大幅度加快。上述物种的种植与养殖已经遍及全球,中国北方的主粮也由小米变为小麦。这个阶段,丝绸之路已畅通,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早已成为“万物尽有”之象征。此时,古代中国以秦岭周边为文明核心区域,随着古代中国国家的发展,以及对“河源”追溯和对“万物尽有”的追求,昆仑开始西移。
中国地理呈西高东低三级阶梯的自然态势,也必然形成沿秦岭山脉,顺山脉走势经过祁连山、阿尔金山山脉、昆仑山山脉、喀喇昆仑山山脉到达帕米尔高原的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路线。这样一条从古代中国文明核心区出发,由东向西通向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丝绸之路便自然而然形成,其重要性与利用率也随着历史进程愈显突出。
3000年前,《穆天子传》“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见(帝女)西王母”。此时期昆仑应该已是西域大山,西王母为西域地方首领。周穆王西巡昆仑,以天子(帝子)身份接见同宗同祖同一文化传统的西域地方首领帝女身份的西王母等活动,强调西域与中原同一道统,表明整个西域地方和西王母都已经深深地烙印了中国权属。周穆王西巡昆仑,此时期的昆仑应该泛指秦岭以西主要丝绸之路通道沿线的系列大山脉,而非明确专指某一山头或山脉。
(三)汉武帝定昆仑
2100年前,《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武帝根据汉使报告,依据西域南山、玉河、玉和先秦地图与文献资料等,正式定名西域南山为昆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确定昆仑位置,强调昆仑所在的西域为“天下之中”。这样的国家举措,既是经营西域(丝绸之路)断匈奴右臂,也是汉代中国世界观由“中国天下”变化为“世界天下”。汉代中国已经具有完全意义的国际视野与世界定位,昆仑成为国家象征。
《汉书·西域传》记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其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表明汉王朝进一步把整个西域南山(葱岭、喀喇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山脉等)、汉南山(秦岭)均列为昆仑,强调昆仑为系列山脉,而非某一山头,突出了昆仑为西部系列大山脉的广谱含义。
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是国家确定昆仑与黄河源头的举措,明确昆仑所在即为天下所至,中原、西域同饮中国河(黄河)水,早已是天下一家。等于正式昭告天下:昆仑为天下之昆仑,西域则为中国之西域。强调昆仑为中国最重要文化山系,而非某一山头,其地理范围不限于现代地理学之昆仑山脉,还向北包括天山,向南涵盖整个青藏高原。
(四)昆仑地望的历史追寻
从古至今,关于昆仑地望,在汉武帝定昆仑的主流观点之外,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说文解字》的昆仑在敦煌;《后汉书·郡国志》说昆仑临羌;佛教认为昆仑为须弥山、阿耨达山;前凉张骏时,酒泉太守马岌以肃州酒泉南山为昆仑。
隋炀帝在今天的昆仑山系地区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唐太宗派侯君集、李道宗率军“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西蕃会盟使刘元鼎认为吐蕃地界内的闷摩黎山(今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实勘察河源,认为吐蕃朵甘思的亦耳麻不莫剌山(今阿尼玛卿山)是昆仑;明太祖朱元璋派邓愈、沐英“西略川藏,耀兵昆仑”;清代,康熙年间,派拉锡等考察河源,认为青海星宿海附近的库尔滚(巴颜喀拉山)山为昆仑。之后,康熙根据考察报告又指定后藏冈底斯山为昆仑山。再之后,乾隆定新疆南部山脉“昆都伦”为昆仑,与昆仑本音本义完全一致。康熙、乾隆还多次组织大规模地理勘测,编制《皇舆全览图》,昆仑山系“一山一水,悉入图志”,乾隆表示“疆理西极殊域一家,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左宗棠收复新疆,挫败列强分裂中国的阴谋,凸显了昆仑在“大一统国家”中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文化意义。
(五)昆仑西移的地理学依据——中国中央山系
昆仑是西域南山与汉南山相连的系列山脉,地标为于阗南山与葱岭。这一历史主流观点,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地理学证据。中国中部,从西向东存在一条巨型“中央造山带”,也称中央山系。
“中央造山带”,是地学界认可的地理现象和专用名称,西起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山脉、阿尔金山山脉和祁连山山脉,经秦岭、大别山至苏鲁地区,是中国大陆一条十分醒目而又极其重要的巨型(5300km)构造带。
中央造山带又称“秦—祁—昆造山带”,从地理山脉综合分析表明它们不是同一山脉,但现实却出现一带山系横贯中国大陆中央。将中国地质、资源及生态环境分为南北两大部分。该山系在古今南北中国的气候、环境、人文、地理等方面产生差异并形成重要影响。中央造山带可划分为天山、祁连—昆仑、秦岭和大别山4段。它们彼此相关但又有显著差异、各具特色,不是同一山脉,但现实却构成了一带山系,东西横贯于中国大陆中央,地理上明显成为一道“中央山系”,此即中国历史之昆仑。中国历史主脉络也沿此山系展开。
图6 中央复合造山带区域分布及大地构造分区略图
大河发源于大山,山与水密不可分。古代堪舆文献,也视江河川流为地脉,称之为“水龙”。古人沿河溯源觅龙脉之祖。“诸山之祖”必然也是诸水之源。中国的长江、黄河水系,均发源于中央山系西端,即昆仑山系西端,唐代之后被称为中国龙脉。
四、昆仑文化核心要义——天命观
昆仑,无论形态、性质还是文化内涵,均与天直接关联。关于“天”的本义,《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由此而言,“天”是个指事字,至上至高,大而无边。所以《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
(一)“天”的文化意涵
冯友兰归纳“天有五义”:“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庄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钱穆关于“天”的认识,最契合本文立意:“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中国传统“天命”这一命题或理念中,天优先于一切,“天生万物”“天命之谓性”是其证明及其理论表现形式。
钱穆将天与人结合为天人合一的命题,意味着对天之理解的深化。因为天人合一所蕴含的“天生万物”不仅给世界提供了一个起源叙事(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创世论),而且标志着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对天之理解的精神化,意味着对天和人自身之自然属性的超越,借用黑格尔的话说标志着精神之自我理解的新阶段。从冯友兰所列举的五种义项说,则意味着我们的文明作出了“主宰之天”的选择,意味着从这一角度理解处理其他诸义的可能与必要。钱穆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相信这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生存之贡献”的最大可能之处,正是由此出发作出的判断。
归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天存在两种平行的认知:一种是从自然结构和形态的角度,所得存在形式认识;第二种是从天的属性和功能方面,定义天为自然之上的至上意志以及先贤归纳的终极社会愿景(义理之天)。
“天”最重要的意涵,其实就是商周之“帝”“上帝”或“天帝”,是主宰之天与祖先神合一,及其社会意义的扩大。中国文化的“天”,绝非西方宗教之至上神,更像中国古代社会对凌驾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绝对意志加入人文社会理想的终极设想(愿景),也可以说是对宇宙与社会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人文规划。但是,“天”拥有绝对权威,故谓之“天命”,而“天命不可违”。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法天而治”,以及宋以后新儒家的“天人合一”所说的天,它是宇宙的最高抽象但是带有某种道德意志目的论含义的天,它是人世间一切价值源头的天。“敬天法祖”“帝”“上帝”“天帝”“天命”“天人合一”“天下”“大一统”等系统和谐非对抗思想,是其基本观念。
《明史·礼志二》所录夏言奏疏有云:“敬天法祖,无二道也”。清代康熙皇帝遗诏开篇即言:“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修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这种主流观念来自儒家思想。儒家对社会与世界有着相当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根植于祖先崇拜,而所有人乃至万物的祖先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天”,故所有人其实都是同一个祖先“天”的后裔,甚至万物都本于“天”。
天命观念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人居环境规划、社会伦理与民俗。天道与天命事实上成为了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中国人重伦理、重道德,重视超自然力量(德行)同时又相信自身努力的传统文化被建构起来,并成为昆仑文化核心要义。
(二)穹庐、腾格里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意涵为天,功能通天的昆仑自然也就直接与天形穹庐关联,并因而成为古代中国五方之民的共性文化。
“穹庐”天形,即圆形。穹庐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人群使用的圆形毡帐,起源与使用应该在青铜时代。文献记载,穹庐的使用者以我国北方部族集团匈奴为最早。《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汉书音义》:“穹庐,旃账”;《汉书·匈奴传》:“穹庐,旃帐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庐”;《盐铁论·备胡》:“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穹庐模拟天形,其名称含义均与“天”“昆仑”关联。
图7 哈萨克毡房的穹庐构型
古代“穹庐”,与我国北方游牧部族毡房接近,从顶部的十字加圆形、肩部构造圆形、底部基础圆形,形成三圆环构型。与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东山嘴祭坛遗址、牛河梁祭坛、积石冢群遗址,尤其是牛河梁13号地点的“三寰丘”型祭坛建筑,在形态上极为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石祭坛遗迹的出现更为普遍,形制与红山文化相同。红山文化“积石冢”为“坛冢”,其下面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墓葬,墓葬上部石堆呈圆形,犹如穹窿状。墓葬外形呈三寰丘祭坛形式。比如遍及全国的圆形坟丘,尤其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圆形土丘墓葬封土的穹庐形堆石构型,实际上也是穹庐的天穹形态结构,与祭坛形式一致,考古学统称为赫列克苏尔遗迹。
北方赫列克苏尔类遗址遗迹的分布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以及天山、阿尔泰山脉地带,阿尔泰山、天山以西几乎不存在,强烈暗示了寰丘遗迹的东方属性。
图8 蒙古阿尔泰山区哈拉戈壁赫列克苏尔与鹿石文化大型墓葬
“穹庐”为穹窿圆形,是中国古代至今北方游牧人群使用的毡帐,起源与天(腾格里)崇拜关联。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居住“穹庐”。《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汉书音义》:“穹庐,旃帐”;《汉书·匈奴传》:“穹庐,旃帐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庐”。
“穹庐”形态,也进入墓葬。以契丹为例,其墓葬毫无例外的都是“穹庐”式券顶。墓葬壁画则更加典型地反映契丹人的穹庐观念。如宣化墓葬壁画、陈国公主墓葬壁画、张家口辽墓壁画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星象图等,绘在穹庐式的券顶之上。
图9 嘉峪关墓葬穹庐形态壁画
“穹庐”观念普遍存在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之中,因为“天”即“腾格里”是游牧部族思想文化中最高的神。“腾格里”,在几乎所有中国文化圈古代北方部族和现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中,既用以称呼至上神,也用以指称天空,与汉文“天”这个至上意志并无不同。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撑犁”或“腾格里”也一样。北方草原地带各部族还有一个“永恒的腾格里”,突厥语是Mangu Tangri,Mangu意为永恒,读作“满古腾格里”,蒙古语是MongkeTangri,Mongke同样为永恒,读作蒙哥腾格里,即“长生天”,是北方地区腾格里信仰以及神话中最高天神。因阿尔泰语系古代部族以“苍天”(苍穹)为永恒神,故谓“长生天”,与天命为同一文化。
“天”“帝”“上帝”“腾格里”与“昆仑”,完全是同一内涵与外延的思想体系。“天(腾格里)崇拜”文化即“天命观”,进而导致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也导致“天人合一”“天下一家”观念的出现。以“天”为本质含义的昆仑,其实就是古代中国天命观(腾格里信仰)的文化共相,遍及中国全域。
结语
古代中国的一切思想可能均从“天”崇拜开始。用大数据检索电子版《四库全书》,与信仰之“天”同义的“上帝”“天帝”,上帝正文27461处,天帝3534处,表明这一概念在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极高。作为天的代称,宗教情感上的无尽惝恍,修行上的无限希望,不可脱逃于任何矢志于此的汲汲者。作为天的同语,穹隆之下,四野笼盖而无垠,苍茫之下,河海尽收而无遗,表征的是源出一脉,无不覆帱的至上唯一。
天命观(腾格里信仰),是天下观产生的基础思想。天命观的天,为万物之总体,人与万物同伍。天下观,肯定自然的天,肯定现世人,是一种终极人文关怀。政治上,中国文化致力于人世大群的修齐治平。道德上,中国文化关注人类的自然情感。
由天命观(腾格里崇拜)、天人合一观念,至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而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人文关怀是其根本。其追求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的。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钱穆认为,若无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必无广土众民,绵延久远,举世无匹的中国。“中国各地,无论他们最先的远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阂,风土之相异,他们相互间经历长时期之演变,生活习惯乃至语言风俗一切都相悬绝。若非中国的古人……能抱甚为宽大的民族观念,不以狭义的血统界限自封自限,则民族融合一时不易完成,而国家凝成亦无法实现……中国文化史也将全部改观。”
昆仑文化一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遍及中华大地,无处不在。其实重点在于背后的“天”,即“天下”。就是在“天”之下,直接将文明付诸于形而上的基础,也直接将多元汇归于一元的论述,同时将国家的一统做了直接性的表达。天下一家,天下同在天之下,自然是一个共同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凡天下之人自然为一家之属。即《礼记》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之表达,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相一致。
深入研究昆仑文化,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一元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天命”“敬天法祖”“天下”等传统文化思想为基础,既是国家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也以在地民俗形式体现出中原、西域、南方与北方各地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元性基础,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融合性。研究昆仑文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昆仑文化还有助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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