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村庄不平衡发展的根源是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起点。村庄惯习在乡村振兴研究的强解释和弱解释路径之外因循中间路径，突破了以往片面强调宏观制度结构或微观行动逻辑的解释局限，是分析中国村庄不平衡发展的重要视角。村庄惯习塑造了村民的理性观、利益观、市场观和风险观及生产经营观念，建构了主导性的经济行为和产业发展模式，强有力地构造了村庄的生计模式、集体经济和发展机会，进而产生了村庄发展的不同结果，也导致了村庄不同的乡村振兴态势。村庄的主导性惯习与其发展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重塑欠发展型村庄的惯习，提升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强度，是降低村庄的不平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社会工程。
作者：符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国卉，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3期。
目次
一、强解释与弱解释：乡村振兴的两条解释路径
二、强弱之间的惯习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典型案例
四、惯习与经济理念的塑造
五、经济行为模式与发展趋异：惯习的影响及其效用
六、结论与讨论
村庄历来是组成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业转移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乡村人口和村庄数量都在急剧减少。尽管如此，我国仍有69万多个行政村，乡村仍然承载着规模庞大的人口及其生活和工作。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有5亿人居住在乡村，占全国人口的36.11%。乡村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满足数以亿计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根本保障。而今，乡村振兴虽然已经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乡村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阻碍。从农村居民收入来看，2023年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0408元、29903元，前者不到后者的七成；其中，最低的山西仅有17677元，只有上海的四成。在村庄层面，东部沿海地区有相当部分的村庄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新经济业态，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已发生显著变化，领先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而广大中西部地区村庄的经济社会水平仍旧比较落后，转型发展步履维艰。
乡村发展不仅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更深入地看，同省、同市、同县乃至同乡镇的村庄，由于资源禀赋和其他各种发展条件的差异，也存在相对发达和相对欠发达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问题。正因如此，中央明确提出要按照不同村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也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而分类施策的前提是要寻找到村庄不平衡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村庄的不平衡发展是乡村振兴在村庄层面具有不同态势的体现，何种机制塑造了村庄不同的发展结果或者说乡村振兴态势，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设问。乡村振兴的不同态势固然是自然资源禀赋和宏微观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具有矿产、旅游和其他特色资源的村庄，或因某些政策性机会由政府倾力打造的村庄，有可能率先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认为，对于更多资源条件普通同时又缺乏政策性机会的村庄，惯习作为村庄层面的一种社会性力量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基于中部地区H省三个典型案例村的调查，试图考察惯习在村庄不平衡发展中的作用，以期探索村庄层面阻碍或促进乡村振兴的一种深层次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一、强解释与弱解释：乡村振兴的两条解释路径
面对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机制问题，社会学理论存在由马克思奠定的强解释和由韦伯开创的弱解释两条基本路径。前者试图通过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实现强有力的因果解释，后者试图通过对行动及其意义的分析提供诠释性的理解；前者强调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后者突出精神文化和观念力量的作用。乡村振兴研究相应地也存在强解释和弱解释之分。强解释路径突出制度、政策和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约束，弱解释路径偏重文化、观念和关系网络的建构性影响，两种路径对探索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一）乡村振兴的强解释路径
强解释路径在社会整体层面采用结构、制度视角探讨乡村的转型和发展问题。乡村被视为一个拥有明晰边界、内部稳定聚集且与城市相区别的社会实体，村庄则是在科层化结构体系中作为行政和治理末梢的社区单元。基于这种实体主义的乡村观，强解释路径的研究重点考察的是影响乡村发展的外部结构性和制度性力量，探索乡村转型中的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及其社会变迁机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学艺便指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经由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实现农村现代化。
外生发展模式一度成为影响全球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的思想主流。这一思想的预设是农村发展具有高度的依附性特征，嵌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体系之中，只有依赖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和制度化改造才能获得发展机会，因而强调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在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在回顾中国百年农村发展历程时强调，要特别关注制度的创新和深刻变革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意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城乡关系、组织动员、政府主导等构成了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回顾历史，中国特色的制度和政策在不同阶段都是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进入多种经营和商品化生产阶段，市场化改革政策和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农村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许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促使乡村兼业和非农就业不断增加，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加速，比如土地流转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制度、农业机械化补贴政策、促进村企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政策、放松城乡和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管制政策等。
近年来，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来推进乡村振兴，应该说成为了学界共识。一些地方积极打造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还有一些地方提出打造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试图通过探索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途径来创新城乡联结机制，实现城乡互促的新突破。这些新实践引起了学界关注，多学科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处于一种特殊时空区位，是一种新的社会转型，迈向的是多元边界融合、模糊化、重组和更新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主张，无论是何种具体的乡村振兴模式，都需要通过新的城乡发展联结模式和制度创新来构建城乡共生的生态。除了探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一些研究专门探讨地方性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东亚国家、欧美国家的考察，寻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发展制度政策对中国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启示。
乡村振兴的强解释路径采取结构主义的取向，提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命题。不过，这一路径也常陷入“城与乡”“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框架，进而难以透视乡村发展过程中村庄层面微观的社会机制。同时，该路径还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简化成了抽象的原子化的分析单元，对村庄发展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村庄的具体情境与外部世界多元而微妙的复杂关联。
（二）乡村振兴的弱解释路径
在理解和解释乡村发展问题上，一味突出宏观层面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强解释路径在面对促进或束缚乡村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和隐蔽逻辑时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弱解释的进路突出价值观念导向、精神习性底色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旨在挖掘乡村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该路径的研究高扬乡土社会的文化面向和农民的主体能动性，确立人们的认知图示、意义世界和实践行为模式在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人们经由历史沉积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手头知识库”对于乡村发展的诠释基底作用。
在溯因分析中，弱解释路径寻找的是那些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隐而不彰的内生因素，可以说是在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外寻找人文解释路径。乡村不仅具有经济生产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化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多样化的乡村文化对乡村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费孝通曾指出，有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虽然大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却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性因素和精神力量构成了根本性的动力，比如有学者强调农民的伟大主创精神，还有学者突出“社会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作用，这种社会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家庭和家族、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区域社会四个相互关联与支撑的方面。
文化视角从引导和塑造乡村观念和行为的文化特征入手洞察乡村发展，是弱解释路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村庄多是亲族聚居的小社区，即便不是也会借助拟亲族关系来组合其社区，形成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农村经济，建立起以小农户紧密聚居的社区为主、与儒家道德理念紧密结合的农村社会体系。村庄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在齐格蒙特·鲍曼所称的“流动世界”中受到冲击，既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之处。一种观点认为，脱贫攻坚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关系结构，正是依托于中国家庭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当乡村社会遭遇市场，农民市场机会的获得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乡村社区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强调了乡土伦理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指出乡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需要实现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乡土伦理”“地方性道德知识”对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当然，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伦理道德，乡村中的文化都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复原“活着的文化”甚至被认为是乡村振兴之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新内生发展理论基于建构主义的立场，采取“关系主义”取向的乡村观，将乡村视为关系实践的过程，构成了弱解释路径探索乡村振兴的新动向。该理论将分析单位从地域性的发展实体转向由“地方—超地方”力量的交互作用构成的具有动态性、混杂性、异质性、多主体、多功能的网络，强调“上下联动、内外共生”，同时关照乡村的本地扎根性和外部交互性，突出内外部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态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这一理论取向的本质前提是将村庄和村民的“自主性”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主张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转换既存的主导—支配地位，呼吁农村、农民作为发展主体的回归。
从规范研究角度，村庄发展和乡村振兴终归是为了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依靠人自身的发展。在强解释路径下，乡村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技术迭代和社会结构转型是外力推动下的结果，村庄成为被建设的对象，村民则成为被脱贫、被帮扶和被发展的对象。弱解释路径从文化角度进入乡村研究，最终落脚在村民自身的转型和内生动力以及村庄的自主性建设，构成了强解释路径重要的互补性视角。
二、强弱之间的惯习视角
有学者认为，村庄的不平衡发展是不同的地方制度、市场化和社会网络关系组合的结果，背后包含着市场、利益与网络关系(地方与地方)的重新组合，不同的乡村发展模式代表着不同的资源组合与配置，也包含不同的商品化过程。这固然没错，但却忽视了导致村庄不同发展结果的上述因素在“组合”和“重新组合”过程发生之前，作为一种集体习性和行为模式的村庄惯习所起到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村庄的惯习架接起了村庄中的行动者、作为场域的村庄以及村庄外部世界之间的有机关联，构成了前述强、弱两种路径所倚重的解释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置条件。从实践社会学视角来看，特定类型的惯习作为“对诱因进行选择性感知的原则”，恰似一种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通过与村庄处境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生了特定类型的实践（包括前述“组合”“重新组合”制度和资源的过程），从而导致了村庄发展的不同结果。
“惯习”是布迪厄以阿尔及利亚及法国农民、农村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布迪厄通过“场域”和“惯习”概念构造了“生成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他指出，惯习是历史的积淀在行动者身上的一整套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构成的系统，它们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是既持久存在又可转换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影响和生产着历史和社会结构，同时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惯习兼具“被结构化的结构”(客观结构→惯习)与“结构化的结构”（惯习→实践=惯习行为）的双重含义，在理论上具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惯习和场域是一种互构关系，二是实践中的惯习具有外在性的内化和内在性的外化的双重特征。惯习对场域中的行动者并非以一种机械性约束的形式施加影响，而是具有策略性能动的特征。行动者会根据惯习展开“策略”行动，而惯习也会对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予以支持和约束。反过来，不断积累的具有创新导向的策略行为也会逐渐更新并再造惯习，因为“实践活动不可能由产生惯习这一实践活动的持久生成原则的过去条件推断出来”。就此而言，惯习视角实际上是以结构主义分析思维为基底、以行动者为主体对象的建构主义分析取向，应用于乡村振兴研究是在强、弱解释路径之外走中间路线。村庄分析的惯习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强解释和弱解释路径之间的方法论张力，避免了行动分析与结构分析的相互割裂、制度主义视角与文化主义视角的相互抵牾，有助于深化对村民观念和行为模式、村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理解。
乡村地区内部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源于村庄的独特性。每个村庄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场域，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具有某种客观一致性的惯习，这是村庄发展的基础性的客观结构，这种客观结构“是认知结构和动机结构的生产者，同时它本身也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村庄惯习被同一村庄的村民较大范围普遍认同，外显的实践行为具有相似特性，体现出在惯习的指引下按图索骥的结构路径，因而具有某种潜结构的特征。从村民的经济行为来看，他们的行为首先是生计导向的。而他们在生计问题上进行策略性的深思熟虑和相应的经济计算，都体现了家庭的物质现实（可用的土地、劳动力、家庭消费需求、资本形成的需求等）及其所处的结构环境（市场情况、参与手工业和商业的可能性等）的交互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产生的，而是经由惯习的途径作用于他们的理念和认知，经由他们的观察、理解并转化为相对应的行动、策略和互动才得以产生。
中国有数十万个村庄，一村一场域，惯习也因此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特征。将惯习理论应用到对村庄发展的分析，有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村庄惯习。从现代化角度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村庄无不处于从传统逐渐迈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现代化的速度和程度。以村庄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为参照，村庄惯习可以区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一是传统型惯习，体现为村民在观念上安于现状、保守求稳、不敢冒险，行为上则主要受生存理性的驱动，恪守传统的经济行为模式，主要是在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动力下进行生产；二是转型惯习，村民的精神习性受到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的塑造，初具市场经济观念，经济行为模式则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状态之中，受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动机驱动，逐利动机开始显现，一部分生产行为面向市场并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和冒险性；三是现代型惯习，村民拥有较为现代的发展观念，具备现代特征的经营、金融、投资和理财意识，生产行为主要是面向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注重投资市场建设和扩大再生产。
村庄惯习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传统型惯习、转型惯习向现代型惯习发展变化。三种类型的惯习是理论上建构的一种理想型，实践中的村庄惯习只是较为普遍地趋向于特定类型，而不能说就是完全符合理论类型所定义的标准行为特征。村民普遍践行的特定类型的惯习，作为村庄层面的一种社会性力量，对村庄发展发挥着持久性的作用。惯习通过塑造村民的经济理念和行为模式，生成不同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导致不同村庄的发展态势迥然不同，一些发展态势良好，另一些则稳步不前。在其他条件都大体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拥有现代型惯习的村庄更有可能呈现出向上发展轨迹。
理论上而言，惯习是中观层面的一种集体性力量，其作用于村庄发展结果的过程是一个从中观到微观再回到中观的过程。借用科尔曼的船型机制分析模型，可以区分出条件、行动形成和形变三种机制。在三种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就惯习塑造村庄发展结果的过程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村庄惯习作用于村庄发展结果的分析路径可分解为三个环节的机制：（1）条件机制：结构环境如何塑造出村庄不同的经济理念（箭头A），即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观念和认知，包括人们的理性观、利益观、市场观和风险观；（2）行动形成机制：不同类型的惯习通过塑造不同的经济理念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模式（箭头B）；（3）形变机制：不同的经济行为模式如何导致村庄不同的发展结果（箭头C）。在上述环节中，微观的经济理念与经济行为模式如何作用于中观层面的结果，即微观到中观的形变，是本文比较分析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与典型案例
在理想条件下，多案例比较不仅可以通过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实现因果推断，还能对因果机制进行揭示。社会科学在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中广泛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便于理解和分析复杂的村庄事实，我们依据村庄整体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建构了三种村庄的理想类型，即欠发展村庄、发展中村庄、发展型村庄。这三类村庄从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出由低到高的特征。基于理论抽样的原则，我们在中部地区H省的橡县选择了武丸村、小朴村和木子村三个行政村分别作为三种类型村庄的典型案例。脱贫攻坚期间，这三个村庄都被认定为贫困村，但是脱贫攻坚结束后的发展态势迥然不同。
武丸村位于橡县西北部，辖9个村民小组、8个自然村。该村是欠发展村庄的典型，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村庄发展陷入迟滞，内生动力不足。该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基础设施较差，政策和市场资源稀缺，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严重，社会关系与观念文化难以汇聚成发展力量，村集体治理能力有限，缺乏村庄精英引领发展。该村户籍人口391户1222人，常住人口500人左右，且以老年人、妇女为主。该村无主导或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集体收入微薄，债务负担沉重。
小朴村位于橡县南部，辖6个村民小组、18个自然村。该村是发展中村庄的典型，总体发展水平中等，发展状态渐有起色，村庄精英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发展。该村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等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潜力，村庄主导产业特色鲜明，集体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基层治理体系较为健全。该村户籍人口405户1280人，常住人口600人左右，以50岁以上中老年人、妇女为主。该村自2021年重点发展红薯产业，育苗、种植逐渐形成规模。村集体年收入20万元左右，已于2021年完成村级债务化解。
木子村位于橡县中东部，辖12个村民小组、4个自然村。该村是发展型村庄的典型，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主导产业特色突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层治理机制健全。村庄精英能架接政府和市场资源、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村民收入水平整体较高。该村户籍人口1221户3487人，常住人口1300人左右，常住人口中20至59岁青壮年占比近一半，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四成。该村长期发展蔬菜种植产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2017年全村将竹竿棚升级为钢管棚和智能化大棚，2023年建成蔬菜分拣中心和干菜加工厂。全村85%以上的农户年收入达15万至20万元，10%以上农户年收入可达4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超20万元。
三个村庄属于同一县域，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相同、自然资源禀赋相似，但是发展态势体现出明显差异，为我们从比较视角回答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理想案例。作者团队分为三组于2023年12月19日至2024年1月19日驻村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由有关政府部门和村庄提供数据资料等方式收集资料。三村的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干部、村两委干部、产业经营人员、务工返乡人员、经济精英、返乡大学生、普通农户等200余人次。本文的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上述实地调查。
四、惯习与经济理念的塑造
（一）村庄主导性惯习差异的形成
作为历史产物的惯习，根据历史造成的模式，产生个体和集体实践，也因此产生历史。村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过往发展历程对于当下发展境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村庄发展的历史中潜藏着村庄惯习形成的机制，建构了村民对待生产生活的观念和行为。作为场域的村庄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地理区域，而是由各色行动者的角色和位置以及角色与角色、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复杂场域。村庄既是关系性的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场域。开放性和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村庄，传统型惯习的主导性地位无疑会很牢固。在开放性和流动性相对较高的村庄里，新群体或原住民群体的新角色则有可能推动村庄主导性惯习的类型更替。比如，城乡间流动的村民、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等不同群体都会是影响主导性惯习更替的重要力量，当然实际产生的影响会因村而异。对村庄经验的观察发现，城乡间流动的村民群体及其与村庄的关系形态，对主导性惯习的形成甚为关键。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经济活力，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而返乡，第二代又接续外流，村民的城乡流动已形成路径依赖。这样的后果是村庄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持续稳定偏低，普遍只有四到五成。这是案例村共同的背景。但对于当前的乡村振兴而言，又需要中青年劳动力尤其是拥有一定知识和技术、视野开阔的能人返乡。不同类型的村庄对中青年劳动力返乡的吸引力很不一样。
武丸村远离城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公共基础设施较差，缺乏具有经济效益的农作物和特色产业，对于离开本村的中青年劳动人口明显缺乏返乡的吸引力。目前，该村户籍人口近六成在外常年务工或定居他乡，剩余的四成常住人口以老人和妇女为主，而这部分留守人群多数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思想观念保守，保留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过去20年间，该村极少数返乡人员也尝试过发展产业，例如种植果树、发展水产养殖等，但都以失败告终。屡试屡败的经历挫伤了村里人对产业发展的信心，其他农户因前车之鉴更不敢尝试。此外，村民对改善村庄破败的基础设施的期待屡屡落空，历届村两委的无为让村民失去对村庄精英的信任，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在村里形成和蔓延。习得性无助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使武丸村的传统型惯习得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小朴村在经历人口大量外流后，土地抛荒问题严重，但是因为土地面积大且便于耕种，吸引了大量山区人口前来定居、建房、落户和分地，导致该村外来户及其后辈占到村庄人口一半左右。本地户与外来户、不同宗族姓氏之间长期处于竞争博弈关系之中。很多见过世面的外出务工和经商人员虽然已在外定居，但仍然保持着与家乡的紧密联系，并带回了一些现代的生活观念和经济模式，促进了村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村民的城乡流动导致“村民—村落”关系发生变化，使当代村落呈现出如有学者所称的“新乡村性”特征。这种新乡土性在小朴村的体现即是一种城市性和乡土性混融的文化特性，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的现代性文化，也有传统的村落文化。外出村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较大，回村建新房的愿望比较强烈。对于一些村民来说，新房的经济实用性考虑在其次，“彰显面子”“赢得面子”“不丢面子”反而甚为关键。一个典型例子是，村里有一处占地面积大、装修豪华的庄园别墅，平日居住的只有两位老人，而出资修建的儿子极少实际居住。“面子机制”驱使他们努力改变家境、赢得邻里认同，形成了家家户户比着干的氛围，竞争和攀比心态转化成了发展家户经济的一股强大内生动力。因此在小朴村，“新乡土性”和“面子机制”促成了转型惯习的形成。
木子村虽然也有大量人口外流，但前些年返乡能人回到村庄发展蔬菜产业取得成效后，不断吸引了更多的能人返乡。返乡能人带回了资本、现代技术和市场观念，他们在村里经营产业并取得成功，也为久居于村的农户树立了榜样并激励了他们的信心。一位返乡精英担任村支书后，有组织地带领村民发展蔬菜产业致富，越来越多的农户从参与蔬菜产业中获益。同时，返乡精英在村庄治理中优先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事项，通过发展经济解决了社会治理难题，在村里引导并激活了过去的集体主义文化。正如布迪厄所言，惯习时刻都在使新的经验结构化，并对先前经验产生的结构施加影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逐渐成为村庄惯习的一部分。木子村村民在返乡精英的带领下，积极学习并实践现代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思维，面向市场经营和发展产业，加上崇尚集体主义的村庄文化，村庄形象大为改观，从曾经远近有名的软弱涣散村转变为了具备较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蓬勃发展的村庄。返乡精英也在服务村集体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德治权威，成为了魅力型领头人。魅力型领头人与共同体锻造、村庄发展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木子村的现代型惯习是由拥有市场经验、现代观念和技术的返乡精英群体的在地化引领下产生的。
（二）经济理念的分化
经济理念或人们关于应该如何去从事经济行为的认知观念是塑造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也认为，观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转型受制于观念及人们的相互影响。差异化的惯习塑造了特定的经济理念，体现在理性观、利益观、市场观、风险观等方面。农民的经济实践自有其认知和观念基础，他们的经济理念作为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乡村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秩序。
武丸村在“习得性无助”机制的影响下，传统的经济理念很难产生变化。村民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生发出了一套彼此认可、符合乡土社会运作逻辑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秩序。首先，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家庭本位的利益观，受到生存理性的驱动，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安全可靠地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增加收益是次一级的考虑。他们的利益观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经济行为的利益考量往往与关系的亲疏远近交织在一起，对熟人在经济利益上的让渡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关系的维护成本。其次，由于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他们的市场观也较为传统。武丸村在农产品和养殖业方面也存在极其少有的市场交易活动，但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范围呈现出高度的重叠状态，买卖交易基本上发生在本村或邻村。卖者往往倾向于在竞争有限的内部市场争取将自身较小规模的产出实现稳定交易，而不是完全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交易原则。该村一位猪肉贩卖给同村人的猪肉价格一直低于市场价格，理由是希望通过“友情价”让熟人客户更多地照顾自己的生意。最后，他们的风险观体现为“保守求稳”。小农户家庭经营由于缺乏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必要手段和物质基础，生产经营和投资一旦失败则可能危及家庭生计。为了降低不确定性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风险，村民倾向于将生产经营规模稳定在合理范围。武丸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曾尝试发展过较大规模的特色产业，但都以失败告终。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村民对村庄产业发展的历史、彼此经济活动的情况都知根知底，也通过观望他人经济行为的收益情况采取下一步行动。规模经营失败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偏向传统型的经济理念和生产行为，固守传统、稳定获取眼前收益成为该村村民规避风险的普遍手段。有村民表示：“村民们不是不愿意发展经济作物，也不是不愿意流转土地，都是怕风险，担心连本都赔进去。发展经济作物没法指望村民自发尝试，得有带头试种的，种好了老百姓不都能看得着吗？土地流转要是条件好，每年收租金也挺舒服……只包一年签了合同，他要是失败了拿啥赔你？隔壁村就有这种事，搞土地流转失败出现扯皮纠纷。现在还是自己家种点粮食稳当。”（武丸村农户LZQ访谈—20231225）
与武丸村的保守传统和求安稳心态不同，小朴村的经济理念明显呈现出更多的市场理性和现代意识。首先，利益观体现出理性计算逻辑，人们尽力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最有效利用适度资源。一些种植大户在面向市场进行生产时，能够在利润与成本之间、产量与产值之间进行核算，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追求产出最大化。其次，种植大户受益于早年销售经验，形成了较为现代化的市场观，在交易中追求更高利润。他们主动研究市场规律、顺应和对应市场需求，参与全国市场竞争。有的红薯种植大户经常主动到批发市场打探需求信息，询问哪类红薯的需求量大，根据得到的市场信息有针对性地调整次年种植的品种和规模。在种植大户和周边交易市场的带动下，很多小农户的市场意识也逐渐形成，积极参与村里的产业发展。农户面临的市场没有局限于小小的村落和集镇，而是走向更加开放竞争的全国市场。比如，59岁的村民LFQ是村里红薯育苗产业的带头人。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育种产业时就在杂志上做广告，并将种子顺利销往外省。发展红薯育苗产业后，他主动对接市场需求确定育苗品种，并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购买种苗进行扩繁，种苗仍然主要销往外地。最后，尽管一些小农户和农民工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求稳倾向，但是种植大户、兼业户和经商户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理性，他们在评估自己“以身试险”的能力与收益后更愿意为获取高收入而承担更多风险。从事种植业的小农户普遍选择“什么都种点”来分散风险，力图避免自然灾害导致的歉收和绝产。相对来说，掌握一定资本和技术的种植大户具有更强的进取和风险精神，抗风险的能力和意愿更强。
与上述两村相比，木子村在返乡经济精英的带领下，村民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思路更为现代。首先在利益观上，他们一方面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体现出强烈的逐利动机和市场理性，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来决定对生产设施、生产技术以及经营规模的投入。另一方面，他们又能较好地权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村庄公共建设面前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识，主动参与公共建设。例如，为了拓宽村庄产业路，村民自发拆除围墙1280米、房屋45间，主动捐赠3万余块闲置红瓦用于修路，捐款3.8万元安装25盏太阳能路灯，自发出工参与修路以弥补资金缺口等。其次，该村村民具有较强的顺应市场规律从事生产经营的理念。在市场的长期淘炼中，他们逐渐掌握了大棚蔬菜产业的市场变化规律，对市场信息极为敏感。加上返乡的村庄精英为大棚蔬菜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村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现代化的生产经营理念被村民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施行。比如，返乡创业者JY对蔬菜产业发展的主张便落实到了生产实践。为了维持蔬菜价格、稳定供应量并进一步打开市场，该村实现了蔬菜的科学管理与规模种植，根据蔬菜市场行情的变化，科学合理规划蔬菜种植的品种、时间及规模。最后，敢于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以争取更大的市场收益，成为村民共享的一种经济观念。种植大棚蔬菜的收益高于传统粮食作物，且能在一年内多轮种植，村民普遍具有承担短期损失和风险的心态。村集体也有着较为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意识，成立合作社并同政府、企业合资建立蔬菜分拣中心，通过集体的力量提高了市场议价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五、经济行为模式与发展趋异：惯习的影响及其效用
（一）传统经济行为与欠发展村庄
传统经济行为主要体现为“生产—消费”型、“生产—再分配—消费”型两种基本形式。“生产—消费”型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一种经济形式，生产行为出于生存的必要性、直接以满足个体和家庭的生计需求为目标，保持着自然经济的自给半自给特征。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户根据家庭消费需求、劳动力、可用的土地等确定生计模式和生产规模，在劳动与满足消费需求之间、劳动辛苦程度与效用之间达成平衡。当需求满足程度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未能达到基本均衡时，如果未满足的需求依然突出，就有增大工作量、寻求劳动力出路的强大内驱。在“生产—再分配—消费”型中，生产所得经过再分配后再回到生产者用于消费，人民公社体制是典型的制度化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武丸村的经济行为主要是“生产—消费”型。传统经济行为进一步稳固了家庭导向的利益动机、保守求稳的风险观和传统的市场观，塑造了低压力、低动力的村庄社会心态，也导致村庄发展停滞不前。
首先，缺乏逐利欲望和资本积累动机，经济行为满足于“够用”，生计选择以回避风险为导向。这遵循的是一种安全第一的“次优选择”生存逻辑，构成了村民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家庭的经济活动量和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村里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妇女为主，大多依靠传统家计行为即可维系生活。他们一方面节制自身欲望，在生活习惯上恪守节俭；另一方面，对具有经济效益的农副产品也缺乏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追求稳定、无风险的短期利益是他们的普遍心态。产业探索屡试屡败的历史成为村庄的集体记忆，如同烙印一般影响着武丸村村民的发展信心，因此生存而不是发展成为村民的最优选择。村民对生计模式有一套自己的选择顺位，依风险由低至高依次为外出务工、种植、养殖。外出务工是稳定获得报酬的选择，收入高于务农。村民主要种植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但“望天收”是常态，即便是简单的生产革新投入也被视为一种有风险的投资。他们极度缺乏金融意识，通过银行借贷扩大生产的行为也与他们的求稳心态相悖，因而几乎无人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或投资。养殖的收益虽然稍高于种植，但受到市场行情变化的影响很大。养殖在农户眼中是一场惊险的赌局，因此普遍以家户型少量养殖为主，仅个别农户达到规模化经营。有小规模养猪的农户认为，“养猪很看运气，就像打牌，就是赌。这和做生意一样，都是要承担风险的”。同养殖相比，种植的市场行情相对稳定，且种植机械化能让他们避免身心过分操劳，也让他们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副业。多数农户靠农业经营虽然能勉强自足，但无法养家，还需寻找副业、零工补充生计来源。
其次，由于缺乏现代市场观念，处于较为封闭的经济体系，村民的市场信息闭塞，很难与外部世界的市场经济建立联系，市场交易呈现出本土化特征。该村村民的信息、产品、劳动力等要素配置均局限于所在乡镇片区，被动地依靠镇域经济的辐射来发展自身。农产品的销售范围大多为本村或者镇街集市，难以抵达更广阔的外部市场，村里也没有作为基点的产业或商业主体以链接相应的资源或市场要素。而少量的市场交易行为也深度嵌入于传统型惯习，受到诸多传统因素的制约，产权界定、缔约与交易行为浸润于熟人关系而非市场理性之中。人们遵循地方性道义经济的逻辑行事，多数土地承包合约仍处于“人情买卖”“君子协定”的阶段，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与权责划分。
最后，“习得性无助”直接影响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户分散经营的经济形态并不具备优势，集体经济发展也缺乏有效支撑。一是“弱集体”难以引领发展。村集体力量孱弱，集体收入微薄且来源单一，债务负担沉重。武丸村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8万余元，而积压债务近350万元。二是劳动力的“再组织”面临重重困难。人口外流带来的村庄空心化导致产业发展面临主体缺场的困境，村庄内部又无法产生代表村民与集体利益的能人或政治精英。几年前该村只能依靠上级委派村支部书记来维持村庄运转，而“外来书记”很难将村民组织起来。虽然少数返乡的“80后”村民具有产业发展构想和在地尝试经验，但屡试屡败的经历也使他们逐渐丧失信心。产业户LXY在访谈中感叹：“你说搞了这么多（产业）都没成功，村集体都搞不了，我们能搞得了？现在发展产业必须有敢作为、有担当、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需要有经济头脑。……（我的产业尝试）都失败了……现在村里很多的农户都害怕搞产业了。”（武丸村产业户LXY访谈—20240103）
由此可见，村庄缺乏能够引领发展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加上农户内驱力不足、信心丧失、组织动员困难，集体经济很难发展起来。此外，集体经济发展往往还需将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组织化利用，实现专业化、市场化组合利用，而这在武丸村同样面临阻力。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农历经20世纪的困苦时期，土地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本钱，也是免于饥饿的最根本保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们对土地充满了感情，对土地和种植的认知有其价值理性的一面。拥有土地、种植粮食绝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可以衡量，这是很多村民上了年纪仍坚持耕种的重要原因，但也成为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村集体经济的阻力。
对于武丸村而言，家庭本位的利益观、封闭保守的市场观、一心求稳的风险观、产业失败造成的信心迷失、贫弱的集体经济等，导致传统经济行为模式延续并固化。村庄惯习无法产生内生动力，成为武丸村整体发展陷入迟滞的肇因。封闭落后、集体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的村庄形象也使该村在争夺上级项目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无资金、无扶持、无项目成为常态。多重劣势叠加让该村不断边缘化，沦为典型的欠发展村庄。
（二）转型经济行为与发展中村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乡村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甚至现代经济转变。转型经济行为是一种处于过渡形态的经济模式，其中的一部分包含了“生产—消费”型的传统模式，但“生产—交易（市场）—再生产/消费/储蓄”是其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的经济体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一部分村庄从自然经济逐步走向商品经济，农产品生产、劳务输出等开始面向市场，生产所得主要用于消费、储蓄以及简单的再生产。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和非农收入增加，大量剩余再进入储蓄环节，但农民储蓄的目的仍然是日后建房、后代结婚以及预防风险等支出。小朴村的调研发现，村民的利益动机不再局限于满足基础性的生存需求，而是体现出既谋生又谋利的双重逻辑。在村庄精英的带动和引导下，村民初步具备了现代的市场观和风险观，生计模式多样且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总体上向着优势生计模式方向发展，表现为纯农户的生计方式向兼业化、多样化和非农化方向变化，小农户发展为种植大户和兼业农民。在生计模式的优化过程中，转型经济行为模式逐渐形成。
首先，主动面向市场进行生产，产出除了用于消费、储蓄，剩余还用于简单再生产和少量扩大再生产。这种经济行为模式主要体现在村庄主导产业的发展中。小朴村自2021年起大力发展红薯产业，逐渐形成了红薯育苗、种植、储藏和销售的产业链。在产业发展初期，部分种植大户发挥了引领示范的重要作用。他们采取家庭农场形式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市场观念和主动学习创新的进取精神，勇于承担创业风险。种植大户的生产行为和精神习性已体现出了熊彼特意义上善于“实施新组合”的创新精神，这是传统小农所不具备的品质。小朴村60岁的村民ZJC是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户。他是红薯种植大户，种植面积有130余亩。他曾种植桃园，销售面向全国市场。换种红薯之后，他主动研究市场规律，经过几年摸索，总结出每个红薯品种市场需求、上市时间有所不同，每个品种只有在高价时集中出售才能实现最大化利益，否则价格只会持续走低。他通过引进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使种植的秋红薯提前1个月成熟，赶在北方红薯还未上市之前完成销售，实现了错峰上市，让产品总能卖上好价格。除了先进的市场观念，他与传统小农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把控、产值的理性计算和对先进技术的接受程度上。他在选择种植品种时主动避免生产过剩，不会盲目跟风，而是每年坚持种植5至8个品种以降低风险。而且，他追求综合产值而非单纯追求产量，在生产过程中尽力通过技术提升亩产值，不仅多次外出考察种植技术，还自己进行研究创新。例如，他将外地复耕技术引入本地后并未照搬照抄，而是因地制宜加以试验改进利用，还为了适应电商产品需求，将应用于西瓜种植的覆膜技术迁移到红薯种植。
小朴村在最初发展种植产业时，小农户仍延续小而全的种植结构，作物以小麦、红薯、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但在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下，小农户也逐渐参与到村庄的主导产业发展中。他们的发展信心一方面来源于周围产业成功典型的参照、对风险收益的理性评估、政府释放的产业支持信号以及周边逐渐成型的产业用工和销售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自身“持续劳作”的生命观影响。很多农户年逾花甲但自信还能继续劳作多年，仍努力参与产业经营，将少量的剩余财富投入再生产。小朴村种植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庄的整体发展，不仅吸引了能人返乡，盘活村庄资源形成了主导产业，也激活了村庄的内生动力，并吸引了更多外部项目和资金支持，使村庄发展迎来更多的机会结构。
其次，生产主要以满足家庭基本消费需求为目标的现象在发展中村庄依然存在。这在小朴村主要体现在那些以半工半农、兼业和多业并举为生计来源的村民家庭中。这些家庭会重点考虑多种生计来源以及家庭成员分工的平衡，体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谋生动力和理性选择。一些家庭采取半工半农的生计模式，核心是以工为主，务农为辅。家庭成员分工明确，“男工女耕”“女工男耕”和“子工父耕”比较普遍。对于在乡兼业和多业并举的村民，虽然农业收入依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家庭的收入来源已实现多元化。他们在生计模式选择中会理性计算、比较人工成本和单位时间的产出，从而决定剩余劳动时间在不同生计行为上的分配。勤劳肯干、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关系等人格特质，是他们能够兼顾多种生计的原因。以村里两个兼业户为例。49岁的ZJL是典型的兼业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农和开挖掘机。其幼年丧父，家中兄弟姐妹较多，全靠母亲一人抚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年的家庭环境和生计压力使他养成了勤劳、务实、理性的人格。夫妻两人种植100亩耕地，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在ZJL看来，虽然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不高，但是一方面产量和市场价格稳定，可以实现盈利；另一方面是种植机械化程度高，可以解放出自己这个劳动力去开挖掘机，从而得到更多收入（小朴村村民ZJL访谈—20240107）。54岁的WYS只有小学学历，也是典型的多业并举的农户。早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地主，家境贫寒。其婚后育有3个子女，迫于生计压力，只能“穷则思变”，发展多种经营。他的家庭生计来源包括红薯育苗、种植红薯、种植果蔬大棚、养牛、旋耕机帮人种地、工地卸水泥、做红薯买卖中间商等。他的不断努力让家庭境况逐渐变好，自家住房先从泥巴房（2006年）变成了砖瓦房（2010年），2015年又修建了小楼房，还给儿子购买了商品房。在家境向好的过程中，他的内生动力也不断加强，现在依然干劲十足。以效率为导向对劳动时间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是多业并举的农户普遍拥有的一项能力。WYS描述了他一年劳作的时间分配：“2、3、4月是大棚育苗、出苗的高峰期。5、7两个月是旋耕机种地的高峰期。10、11、12三个月是收红薯的高峰期。养牛是全年的。卸货是平日抽时间去做，主要是晚上，没时间就不做。每一样都不能丢下，这样可以保证每天都有收入。”（村民WYS访谈—20240106）
最后，生产的大量剩余主要用于储蓄的，主要是那些长期外出务工、以小规模经商为家庭生计的村民。这部分村民大概占到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20世纪80到90年代，小朴村出现了第一波务工经商潮。在该村“三提五统”为代表的各项税费负担最重的时期（均摊到户的税费最高达到户均每年5000元），村民具有强烈的外出谋生和决绝的“外迁”意愿，相对有能力的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从建筑工地到家政服务市场，从工厂手工劳动到自动化生产线技术劳动，他们大多经过一番打拼后实现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其中大多数人将剩余储蓄起来，留作回村建房之用，因为村民普遍认为房屋修得好，人才体面。村干部表示，“大家比着盖。一般情况下村民都要盖房子，城里有房也要回老家盖房子，而且邻居都盖了，没钱借钱也要盖。”（村干部HSJ访谈—20231223）三间两层的楼房建起来一般需要20万至30万元，有的还不惜斥巨资修建别墅。房屋是村民在村庄中经济地位的体现，长期不在村里居住或在城里买了商品房的村民也要回村建房，凸显了乡土传统对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村民深层次的影响。
（三）现代经济行为与发展型村庄
现代经济行为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现代经济行为模式为主导的村庄里，农户进入到由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所构成的市场体系，具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具备较强的理财、金融和投资意识，主动面向交易市场进行商品化生产，积极将产出用于扩大再生产。“生产—交易（市场）—投资—再生产”是发展型村庄现代经济行为的主要形式。这类村庄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更加先进，生产单位包含分散农户、合作社乃至专业公司，农业经营方式转向专业化经营，出现了明确的专业分工和较大规模的集中协作。木子村绝大多数村民从事蔬菜种植业，积极参与村庄有组织的产业发展，分散的小农户不仅从生产形式上也从精神上得以“再组织”起来，体现出一定程度的集体理性。普遍的现代经济行为优化了村民的生计模式，也促进了村庄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农户生产的目的是面向市场交易，生产过程受经济理性驱动。农户在种植上选择收益更高的大棚蔬菜，而非传统粮食作物。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根据市场行情及时更新品种，通过种植多个品种来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综合考虑投入资本和收益的核算，在是否雇工、设施投资、经营规模等方面尽力控制投入产出比。面向销售市场时，农户并不完全依赖村集体建设和管理的交易市场即蔬菜分拣中心销售自己的产品，而是与外部交易市场上的菜贩也保持密切联系，综合考量不同收购方的除水要求、品质要求、数量需求、结算方式等因素择优选择销售对象和交易方式，体现了精于计算的市场理性。
其次，返乡经济精英为村庄产业带去了新的发展观念和机遇，革新了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返乡精英一方面引进新型种植技术和设施，从种植源头提高产量和品质，同时也引导农户科学合理种植，避免盲目种植、生产过剩导致当地市场饱和和低价竞争；另一方面，成立现代公司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和销售渠道，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比如36岁的乡贤JY是返乡创业能人，担任村里的乡贤会副会长，属于典型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他曾自发组织带领村民到山东寿光、湖北黄冈等地学习先进的大棚建设和蔬菜种植技术，投资改进木子村的大棚设施以提高蔬菜品质和产量。JY还出资成立了现代农业发展公司，为蔬菜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持和销售渠道。在他的推动下，木子村与某著名综合性商业零售企业及附近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返乡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木子村大棚蔬菜产业不仅在种植方式上由过往依赖经验种植转向专业种植，经营模式也不断现代化。农户以往销售渠道不稳定、市场风险较大且几乎没有市场议价能力，在村里的蔬菜分拣中心建立后，集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市场议价能力均有较大提升。村民的品牌意识也逐渐形成，注重从源头控制品质，主动维护公共品牌声誉。他们也有了明显的投资意识，将更多的生产经营所得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升级和扩大再生产。以往单一的竹竿棚和钢管棚逐渐升级为“操作机械化、水肥一体化、通风自动化”的智能化大棚，小规模分散经营也转为规模经营，大棚数量由200余个增长到3000余个，种植面积由200余亩增加到2000余亩。依托蔬菜产业，2022年该村95%的农户实现了年收入15万元以上。
最后，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增强了村庄产业发展的集体分工和专业协作，有效促进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21世纪初到2018年间，木子村的村庄精英成立了销售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合作社帮助农户销售并从中抽成。2018年该村开始实行“村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由村集体成立集体性质的合作社，由镇、村、企合作建立分拣中心和干菜加工厂，成立专业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了蔬菜产业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农户承包经营由村集体流转土地、“代建厂房”建造的智能化蔬菜大棚。这种模式既降低了农户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风险，又能让他们按照入股土地面积参与分红。蔬菜分拣中心从承包经营的农户那收购蔬菜，按斤抽取管理费作为村集体和企业的收益，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总的来看，木子村的现代经济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市场导向的产业行为和工商创业精神。其显著区别于传统经济行为的地方在于，从利用土地谋生转变为利用土地牟利，从“重农保根观念”裂变为“工商创业精神”。在建设村庄交易市场、有组织发展主导产业的过程中，村民从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合作意识已溢出产业场域，他们对村庄的公共建设和集体事务也广泛参与、主动出钱出力，可以说现代经济行为也革新了村民的集体观。木子村作为橡县“蔬菜产业富民强村”的示范样本，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协同共治的村庄形象向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这也为村庄发展吸附了更多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资源支持，从而进一步助推了蓬勃发展的村庄态势。
六、结论与讨论
近些年来，乡村发展转型虽然大大提速，但是村庄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并不平衡。惯习塑造了村民的理性观、利益观、市场观和风险观及生产经营观念，建构了具有差异性的主导性经济行为模式，进而强有力地影响了村庄的生计模式、集体经济和发展机会。案例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惯习塑造不同的经济理念和经济行为模式，是导致村庄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理，也诱发了不同类型村庄不同的乡村振兴态势。武丸村、小朴村和木子村在差异化的村庄惯习影响下，分别形成了传统经济行为、转型经济行为和现代经济行为三种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传统型惯习、转型惯习和现代型惯习与村庄发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习得性无助”机制强化了欠发展型村庄的传统型惯习，村民长期固守传统经济行为模式，村庄封闭落后、内生动力不足、集体经济薄弱，村庄发展缺乏获得支持的内外部机会条件。转型惯习塑造了发展中村庄传统与现代共融的经济行为模式，积极向上的村庄形象和初步积累的发展基础吸引了一定的外部项目和资金支持，使村庄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在发展型村庄里，拥有现代型惯习的村民形成了较为现代的市场理念和生产经营模式，现代经济行为优化了村民的生计模式，提升了村庄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促成了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欠发展型村庄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传统型惯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显然难以实现乡村振兴。降低村庄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关键在于促进欠发展型村庄更高质量的发展，而推动传统型惯习向现代型惯习的转变则是提升这类村庄的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
村庄惯习的形成既有基于自身历史的演化，也有外部世界和制度环境对村庄的塑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从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到居住人口、社会关系、行为特征和观念习俗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国乡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再偏僻的传统村庄也不再是高度封闭、高度同质性的场域。数字化和智能化更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广大乡村社会，进入村庄的生产和生活诸领域。这也意味着，村庄惯习虽然承继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稳定性，但任何类型的惯习都面临着嬗变和迭代的可能性。中西部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旧有的传统型惯习尚未彻底退出，而新的现代型惯习逐渐萌生但却未占据主导。正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指出的，对于传统村庄而言，变化的机制在本质上说具有集体的特性和社会的特征，要想使革新能够被接受，必须使它并入整个村庄所共同遵守的习惯。当村庄的主导性惯习构成阻碍村庄发展的一种中观层面的结构性力量时，打破其内在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可以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创新或生产模式变革，也可以是村庄内部自下而上具有成功示范意义的创新创业，或者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无论何种途径，都需要让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进入村庄，革新传统型惯习，提升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联结强度。
惯习视角并非强解释和弱解释的替代性视角，而是试图在综合两种路径的某些解释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补充性的第三条解释路径。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国家力量、市场力量、资源优势和村庄精英等因素之外，中观层面的村庄惯习不可忽视。在实践中，这种视角对于探索乡村振兴如何走出一条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路径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超地方性力量对于村庄尤其是欠发展型村庄的扶持不能局限于资金和项目支持，还要为引导传统型惯习的变迁方向、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提供条件。吸引村庄精英返乡创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或农民企业家、乡村职业经理人之于惯习变迁的意义在于，通过他们引导村民革新认知观念、形成现代型惯习，而这反过来也构成了村庄提升吸附和承接外部支持能力的重要条件。在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塑欠发展型村庄的惯习既是优化村民生计模式、趟出发展新路的重要前提，也是降低村庄发展不平衡、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对处于大变迁时代的村庄而言，实践中的惯习在外显行为与内生精神图示之间往往存在结构性张力，传统行为中会体现出一定的现代特征，现代行为中也蛰伏着传统文化基因，是转型期村庄惯习的实践逻辑的本质。对于显现出现代型惯习的村庄来说，外在的现代行为模式是相对容易获得的，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念则需更长久的文化濡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研究”（22JJD840010）的阶段性成果。团队成员马英豪、王铭皓、黄倩倩、吴颖、邓君怡在田野资料收集整理上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