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展示
农耕、游牧与海洋：谁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引擎？
想象一下：一位草原骑士策马奔腾，一位渔夫扬帆出海，一位农夫躬耕田间——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画面，却同时在远古的中华大地上演。他们或许不曾意识到，彼此间的碰撞与融合，正在悄然塑造着一个伟大文明的基因。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元素的独奏，而是一场持续数千年的文明交响乐。农耕、游牧与海洋三大文明犹如三条色彩各异的丝线，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织出一幅绚丽的锦绣。
这段讲话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一种多元文明交融的复合体。
早在先秦时期，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就已经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三大文明的早期格局 环绕农耕的“包围圈”
从高空俯瞰中华大地，一幅文明分布的立体图景清晰可见：东部南部蜿蜒着1.8万多千米的海岸线，7600多个岛屿如珍珠般散落；西部北部则横亘着狭长而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带；中间怀抱的则是适宜农耕的平原与盆地。
这种地理格局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三种文明形态：海洋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
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一个有趣的“包围圈”结构——农耕文明居于中央，海洋与游牧文明环伺周边。
考古学家苏秉琦的研究发现，中国考古学文化可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
这种格局决定了中华文明自起源之初就具备多元交汇的特质。
中国的农业文明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多样性。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并立为两大中心，华南地区还可能起源于芋类植物种植。《淮南子》生动记载了古人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
不同环境产生不同生产方式，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正如《礼记》所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二、被忽视的海洋文明 中华文明的蓝色基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为此鸣不平：“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海洋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表现在海事方面的独创性并不比其他方面少。”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沿海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用海蚶壳做装饰品。
山顶洞人的项链
考虑到周口店当时距海较远，这表明当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联系或长距离的季节性迁移。
新石器时代，中国逐渐形成八大文化区：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东方文化区、黄河上游西部文化区、北方文化区、长江中游南文化区、长江下游东南文化区、长江上游西南文化区和南方文化区。
其中以山东为重心的黄河下游东方文化区特别值得关注。这一区域由东夷人创造，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浓重而鲜明的海洋色彩”，被称为“大陆民族中的海洋民族”，甚至被誉为“东方的地中海文化”。
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豆
三、东夷文化的辉煌 海洋文明的高光时刻
东夷文化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不逊于中原地区。在夯筑技术、镶嵌技术、冶铜技术、烧制白陶乃至文字出现时间等方面，东夷文化不仅不逊于中原地区，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
距今8500—7500年之间的后李文化时期，山东部分地区已进入定居生活阶段，农业达到相当水准，家畜饲养业已经出现。
海岱地区逐步成为史前文化发达的区域之一。
更重要的是，东夷文化对中原原始文化及其后的奴隶制文明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东夷文化还向我国南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及北部地区等区域辐射，因而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传说时代的著名人物中，除蚩尤外，太昊、少昊、颛顼、祝融、帝喾、舜、皋陶、伯益、后羿等均出自东夷集团，可见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源头上的重要地位。
海岱文化区对中原文化发展的影响持续而深远。
在早期的文化融合中，东夷文化在城的兴起、文字萌芽、礼器制作等方面都对华夏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海洋是中华文明基因库的重要构成。
四、夷夏之交 文明互动的历史大戏
华夷之辨是历史上的重要话题，其根源是海岱文化西进与中原文化东渐进程中，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碰撞交融。
双方持续数千年的拉锯式进退，逐渐凝聚成包含夷夏在内的更大华夏共同体。
传说时代，三大文明就处于交错互动中。当炎帝末叶，居中国者约分三族：最北为獯粥（游牧先民）；中间夹黄河两岸者为诸夏；大江以外及南方溪谷为黎族。
炎黄蚩尤的传说战争反映了文明互动的历史趋势：炎帝部落为农耕族群，但与海洋集团牵连颇多；黄帝部落则与游牧部落关系紧密。涿鹿之战中，炎黄联手打败属于东夷集团的蚩尤。
蚩尤时期代表了海洋-农耕集团势力的顶点，此后海洋力量开始消退，而农耕与游牧结合的新集团逐渐占据优势。游牧力量崛起后，其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成为中国历史的显性结构。
五、夏商周三代 海洋记忆与游牧经验
夏与东夷的互动贯穿始终：至少从鲧开始，夏人便世代与东夷大族有莘氏、涂山氏联姻，并在其支持下建立夏王朝。
东夷的向背直接关乎夏王朝的盛衰兴亡。
商族有着浓厚的东夷血统和深刻的海洋记忆。《诗经》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记载了商始祖契的孙子相土在海外经营的伟大事业。“肇域彼四海”表明“四海”观念在商人那里已成熟。
周族则拥有在农耕与游牧之间往复的经历及与游牧族群共处的丰富经验。周朝建立大大扩展了华夏文化在中国西方的覆盖面，中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组合正式出场。
如果说商族的崛起和商朝的建立大大扩展了华夏文化在我国东方的覆盖面，那么周族的崛起和周朝的建立，则无疑大大扩展了华夏文化在我国西方的覆盖面。
齐、秦对峙数百年，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组合的竞争：齐代表农耕-海洋文明，秦代表农耕-游牧文明。
齐能够首先称霸并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海洋资源的开发。
海洋是齐文化的重要底蕴。而秦人的先祖伯益来自海洋集团，身兼农耕与畜牧双重功能，其后裔在西北与游牧文明的互动中强大起来。
最终，秦的崛起和齐的衰落显示，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农耕-游牧相结合的文明相对农耕-海洋相结合的文明占据了优势。这一转变决定了中国历史后续发展的方向。
秦统一六国标志着农耕-游牧集团的胜利，但海洋文明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中华文明的深层底色，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七、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的熔炉特质
纵观先秦历史，中原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熔炉，不断吸收、融合周边文化的先进成分，在兼容并蓄中扩大华夏文明的容量。
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的交汇不是单向的文化扩张，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过程。各方在你来我往中循环往复，缔结了盟友、通婚、贸易、敌对等各种复杂关系。
在中国南方，同样发生了吴、越、楚争锋，最后农耕文明全面胜利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北方草原世界，游牧势力在匈奴的努力下也逐步统一起来，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力量。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后来长城内外的大一统创造了前提条件。
秦始皇吞并六国，结束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代，统一了长城以内的农业区；匈奴冒顿单于统一长城以外的游牧区，结束了诸游牧部落并立纷争的局面。
两个统一政权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三大文明长期互动的必然结果。长城的修筑本身就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分野的象征，但长城从未真正隔绝双方的交流与融合。
先秦时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面相，彰显了中华民族主体的历史心性。古代中国整体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发阶段，农耕、海洋与游牧三大文明在碰撞与互融中稳定而缓慢地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