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钩沉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伟大意义
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为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进行不懈奋斗。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以林则徐、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英雄伟业彪炳史册，光辉形象永存人间，爱国精神值得永远歌颂。
一、陆海兼顾 重视新疆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乘新疆内乱之机，入侵新疆南部地区。沙俄也强占我国伊犁地区，对新疆早怀觊觎之心的英国，更是积极援助阿古柏。除哈密、巴里坤和塔城之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震动朝野。
就在清廷动议收复新疆时，日本也在伺机侵犯我海疆。海防问题突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复新疆的战略。迫于形势，同治十三年底，清廷就如何筹措海防事宜，令南北通商大臣及沿海封疆大吏在一个月内陈述己见。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率先陈奏《筹议海防折》，指出新疆自归版图以来，“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继之，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羲、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署福建巡抚丁日昌、闽浙总督李鹤年、署河道总督乔松年及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人也纷纷上折，主张维持新疆现状，专注于东部海防。
显然，上述观点并不符合我国拥有广袤陆疆和辽阔海疆的基本事实，更没有体察到海防与塞防的紧密联系。湖南巡抚王文韶敏锐地指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必视西陲军务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我师日迟，则俄人日进，事机之急，莫甚于此。”他强调：“俄人不能逞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我国国防战略应首重西北。山东巡抚丁宝桢也力陈塞防重要性。
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九日，清廷下旨要求大臣“切实会议”海防问题。在“廷议”中，大臣们的讨论主题变成是否收复新疆。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全力建设海防。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出于维护英国在新疆的利益，希望清政府不要收复新疆。虽有很多官员极力鼓噪“新疆无用论”“收复新疆得不偿失”等论调，但署江西巡抚刘秉璋却坚持不同意见。
大臣们的意见相左，令清廷一时难以决断。慈禧太后于二月初三日下旨军机处密谕左宗棠，要他酌度机宜，妥筹具奏，并就关外将帅才能、兵力部署及后勤粮运等事宜“通盘筹画，详细密陈”。经过深思熟虑，左宗棠于三月初七日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左宗棠开宗明义地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继而，他指明清高宗统一西域，收复故土，事关重大，绝不可弃。况且乌鲁木齐尚未收复，自无撤兵之理；即便业已收复，定议划地而守，“塞防可因时而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所以，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至于收复新疆之策，左宗棠提出“剿抚兼施”和“粮运兼筹”的思路。剿，是对阿古柏势力和逃往新疆并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部而论；抚，是对受阿古柏压迫的新疆各族百姓而言。“粮运兼筹”是一方面在哈密、甘肃等地大兴屯田；另一方面开辟从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巴里坤的粮道，快速安全运粮。
左宗棠的建议得到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文祥与左宗棠均强调新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是我国西北及北部边疆的核心，应先挟兵威收复新疆，再以乌鲁木齐为首府，控制天山南北，抵御英俄对新疆的觊觎。只有新疆局势稳定，才能全力应对未来的海疆危机而无后顾之忧。
在文祥的鼎力支持下，清廷最终下定决心，全力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同时，也令李鸿章积极筹备海防。三月二十八日，清廷下旨肯定了左宗棠的建议，“所见甚是”。至此，清政府决策层正式确立了收复新疆的战略。
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谕令“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同时表明“该督抵肃州后，应如何次第进兵之处，著随时相机筹办，朝廷不为遥制”。这为左宗棠施展抱负提供了坚强后盾。
针对“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的敌情，左宗棠提出“先北路后南路”的作战方针。作战总要求是打歼灭战，歼敌有生力量。战术是“缓行速战”。“缓行”意指行军中谨慎前进，不给敌人偷袭或骚扰后路之机，确保行军和后勤安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速战”要求一旦战斗打响应速战速决，力求全歼，不给敌军溃逃之机。
早在同治十二年冬，左宗棠即令金顺部驻扎古城（今新疆奇台），先锋扼守吉木萨尔，进据前线防守。张曜部驻扎哈密，守护新疆东门。光绪元年八月，令刘锦棠率老湘营入疆作战，命其总理行营事务，收复新疆之战正式打响。在古牧地一战中，清军全歼白彦虎军大部和阿古柏军队。继而，清军强取玛纳斯城。至此，清军克复天山以北地区。
阿古柏情急之下，从喀什进驻库尔勒，并派重兵扼守天山廊道要地达坂城。针对敌情变化，左宗棠兵分三路并进。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围歼达坂城（今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区）敌军，打开了进入南疆的通道。三军会师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暴躁异常的阿古柏因经常虐待属下而被人毒死。其长子和次子内讧火并。结果次子被杀，白彦虎则裹挟民众向喀什溃逃。见此情形，英国要求清军停战。左宗棠严词拒绝，下令加速追击，以解救被挟持的民众。未及一个月，清军克复阿克苏、喀什、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和阗（今新疆和田）等城。遗憾的是，白彦虎和阿古柏长子逃至俄境。
清军之所以如此顺利地收复新疆，绝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收复国土的正义性，在于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是民心所向。左宗棠言：“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是正义之战。阿古柏在南疆的残暴统治早已引起各族民众的极大忿恨。而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各族民众拥护。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各族民众或递送情报，或主动归顺，或揭竿而起，坚守城池不让白彦虎入城，期盼清军早日到来。
为收复伊犁和索还白彦虎，清朝遣崇厚往沙俄谈判，可他却擅自签署《里瓦几亚条约》。按照该约，沙俄虽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要地，攫取了所谓“代守费”和通商、免税等权益，更拒绝遣返白彦虎。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清廷速改派曾纪泽赴俄再次谈判，同时令左宗棠统筹新疆战局。
左宗棠指出，界务与商务紧密关联，西北边患不仅在伊犁一地，沙俄“若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且将因之益急”。形势一旦恶化，“不特异日无以制凭陵，即目前亦苦无结束。不及时整理，坐视边患日深，殊为非计”。
他还认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所谓势者，合天时、人事言之，非仅直为壮而曲为老也。”就伊犁而论，“界务之必不可许”；“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广设领事，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断不可许”。对俄策略可“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随着谈判艰难进行，左宗棠一度认为伊犁之事将最终以武力解决。实际上，清廷也有所准备，令左宗棠等做好战备，“时时不忘战之念，在在不露战之形”。这一部署目的有三：一是为曾纪泽在谈判时增加底气，二是防备俄军趁和谈之际再次侵犯，三是做好最终以武力收复的准备。因此，左宗棠拟定收复伊犁的作战方案很快得到批准。
年近古稀的左宗棠老当益壮，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前移至哈密。这既表达了坚定抗俄的决心，又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由于左宗棠的积极备战和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签署了改订后的《伊犁条约》，伊犁大部分地区回归祖国。虽然清政府支付了900万卢布“赔偿费”,但较之前约，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美国军事学者贝尔斯认为“1881年中国从俄国手中收回伊犁，这几乎完全是左宗棠的辛苦功劳”。
三、革旧创新 建设新疆
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后，左宗棠在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极改制，为建省做好铺垫，特别是注重文化建设，“化彼殊俗同我华风”。他广设义塾，教授各族幼童临摹汉字、学习汉语；刊发讲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文化经典；刊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宣传法律。这大大增进了各族人民对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光绪九年四月，刘锦棠进一步完善左宗棠的方案，在南疆设立阿克苏、喀什噶尔二道，下辖乌什、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英吉沙尔直隶厅，库车、和阗直隶州等。光绪十年，清廷授刘锦棠为“新疆甘肃巡抚”，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之举，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首先，他驱逐了窃踞新疆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其次，左宗棠“宁失千军，不丢寸土”的主权意识，对维护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有着重要启迪。再次，他“敢于担当、敢于赴难、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国人敬仰、继承和发扬光大。最后，建设新疆需要统筹并举，以爱国为基点，以稳定为前提，以团结为纽带，以发展为根本，以统一为目标，以长治久安为宗旨。
作者简介：陈跃，男，1980年生，江苏徐州人。历史地理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边疆史、中国历史地理学、清史。有专著《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保卫新疆之战》等，在《西域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原载：《清史参考》2023年第30期，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清史纂修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