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丝绸之路考古 / 作者：王泽祥 / 日期：2026-07-21 / 浏览：130 次
王泽祥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和田历史文化》（以下简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由单月英主编，和田地区博物馆等单位共同编著出版的一部学术图书。2020 年 5 月 18 日，和田地区博物馆经提升改造后开馆，常设展览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和田历史文化” 获当年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奖。又经四年余的努力，与展览同名的学术图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法、日等国探险家先后涉足西域，和田地区是遭受盗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以后，和田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以调查为主，系统发掘相对较少。和田地区考古材料的公布相对零散，诸多材料获取殊为不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迄今对和田文物收录最为全面的一部学术图录，该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当下和田研究领域资料不足与获取难度大等问题。
该书由专题论文、文物图版、参考文献和英文索引等部分组成。其中，专题论文共6篇：张化杰《和田地区文物简志》（与笔者合作）、王炳华《后顾可助益前瞻——再想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刘文锁《于阗考古概说》、荣新江《敦煌与于阗——细读公元10世纪两个丝路王国间的文化交往》、张小刚《百川海纳成中国万方乐奏有于阗——从敦煌石窟图像看于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周轩《回首清至民国和阗历史与文化》。文章分别对和田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过往历程、和田考古与历史的核心命题（如精绝问题、于阗与敦煌的互动问题等）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资料性与研究性并重，为该书增色颇多。
专题研究论文之后是该书收录文物的高清图版与文字介绍，即该书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的结构沿用了展览以主题划分板块的模式，共七部分：即《巍巍昆仑映华夏——早期文化》《和合各族舞蹁跹——古代民族》《金玉之乡兴农桑——和田生业》《绚烂多姿溢华彩——古代生活》《万方乐奏有于阗——古代文化》《中华一家有和田——中原王朝的管治》《古道通衢贯东西——丝路明珠》。这样的设置打破了以时间为主线设计通史展陈和图录的传统做法，从多个维度共同重建和田古代社会的生活图景，也为和田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如编者自述：“展览的策划构思跳出以往通史展的惯常思维，分主题区块，在各主题区块内，以时间为轴，通过大量的考古遗存和出土文物，充分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在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全方位地展现和田历史，多层面地阐释和田文化。”[1]
除篇章结构与组织视角上的创新以外，该书较过往相关著录的突破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一是文物收录的全面性，该书共收录文物500余件。就文物藏地而言，既包括和田地区博物馆、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文博机构藏和田文物，也包括如敦煌莫高窟、甘肃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国内疆外机构收藏的与和田历史关系密切的文物。殊为不易的是，书中以高清图版的方式公布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6个国家11个机构[2]所藏的出自和田或与和田相关的流失文物。就文物内容而言，图录不局限于和田地区出土文物，而将收录范围扩大到与和田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物，如甘肃省博物馆藏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供养彩绘木塔，敦煌遗书中反映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的文书等。
二是文物资料的细节性，该书对文物的关键细节尤为重视，并辅以极高的印刷质量，刊录的重要文物不仅有高清的整体照片，还有多角度的细节照片及黑白或填色线图，这为学界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如针对布扎克墓地出土的彩绘木棺，该书采用拉页形式展现其各面细节，为开展图像和美术工艺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于阿特曲火电厂出土的一批宋元青铜器，公布了多幅细节照片并绘制了精准的线图，这批铜器过往学界鲜有关注，但其学术意义显著，线刻的繁缛纹饰反映了于阗高超的青铜冶铸工艺，但学术意义显著，线刻的繁缛纹饰反映了于阗高超的青铜冶铸工艺，翼狮、阿拉伯字母、蔓草等题材纹饰的组合展现了这一时期文化融合之盛。
三是文字内容的学术性，包括文物的名称、年代、尺寸、来源、藏地及文字介绍等，这得益于强大的编委阵容以及专业的撰稿团队。值得一提的是，编纂团队对书中收录的文物的出土或采集地均进行了考察，如山普拉墓地曾由不同机构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编纂团队对其发掘年代和具体出土地点进行了核定；又如克里雅河流域进行的多次调查中，北方墓地、青铜居址、圆沙古城等地点均有遗物采集，编纂团队尽可能地确定这批文物的来源。并且由于克里雅河等河流的古今变化，部分文物的采集地点实质上是具有年代意义的，因此文物采集地的核定与刊录将为区域文化序列的建立提供参考。此外，该书文字介绍部分学术性强，能够顾及最新国内外研究，如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获于丹丹乌里克木板画，图录文字介绍部分即梳理了中外学者对其题材的判断。
在过往涉及和田历史与考古的研究中，文物资料的获取来源除正式出版的考古发掘或调查报告外，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为西方探险家出版的报告集以及基于流失文物构建的数据库，如国际敦煌项目（Internet Dunhuang Project）[3]、大英博物馆藏品目录（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online）[4]等，此类材料对于现藏于国内的和田文物几乎没有涉及，并且文物信息良莠不齐，缺图或公开照片质量无法满足学术研究需求的情况非常普遍；第二类是国内外出版的相关学术图录，这些图录绝大多数是以“丝绸之路”“新疆”“西域”等为主题，收录文物范围较广，故在和田文物的收录方面有所取舍。客观而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与现有数据库或图录相比，在系统性、全面性和细节性方面都有所提高。要之，该书的学术突破可总结为“三新”：视角新，打破时间框架，多角度、多层次复原和田历史；材料新，扩展了现有材料，公布了一批从未发表的和田或与和田历史相关的文物；细节新，高清照片、高清线图和来源核定改变了部分文物“知其有而不知其细节”的现状。
新材料与新细节的公布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书凭借资料的丰富性和对文物细节的补充，将对和田地区各时期考古与历史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书中内容涉及的时代上起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内容丰富，对学术研究的推动自然是全方面的。基于笔者的研究兴趣，本文以涉及和田与欧亚草原文化互动的文物为例，管窥该书的学术意义。
来自欧亚草原的人群对新疆史前至汉晋时期的遗存存在影响。其中，新疆境内的阿尔泰山、天山沿线是草原文化的分布区和影响区，草原文化因素自此向南传播，对包括和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南部古代遗存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如陈晓露对圆沙古城出土动物纹铜器、木器的研究即为一案例[5]。然而，受制于过往材料发表的不足，研究很难进一步走向系统与深入。该书的出版将推动这一学术命题的讨论。
书中所涵盖的与欧亚草原文化相关的文物包括两个时代的遗存。
其一是青铜时代遗存，以武器、工具为主，包括短剑、矛、管銎斧、空首斧、刀等，多数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古代绿洲。过往学界对这批遗物关注不多，仅林铃梅等在2023年对这批铜器的年代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联系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部分线图，准确地指出了这批铜器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等欧亚草原古代文化之间的联系[6]。该书公布的材料与林文内容互为补充——既以高清图版补足了线图细节的欠缺，又公布了多件林文未涉及的文物。根据新的细节和新的材料，学界可以获更多这一时期文化互动的线索，如该书首次公布的克里雅河下游采集空首斧（第100页）。在已有材料中，新疆空首斧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双耳空首斧，如和田流水墓地出土空首斧（M55:3）[7]；第二类单耳空首斧，该类空首斧耳均在斧身正面，即斧宽面一侧，如和察吾呼四号墓地出土空首斧（M5:10）[8]。此两类空首斧均为素面。克里雅空首斧与上述两者均不同，为椭圆形銎、侧边（斧窄面）设单耳、銎口有一周倒三角纹饰，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东区（指乌拉尔山以东）空首斧特征基本一致。此外，和田所见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相关遗物还有单耳矛（第97页），单耳矛似无“山”字脊（脊部有损），但其銎部饰多圈弦纹、外设单耳、整体的柳叶形，这些特征都反映了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之间的联系。又如1件通过破案追缴的短剑（第98页），柄部镂空，剑首呈圆球状，极富特点。这一类型的短剑，在国内未见其它样本，但在俄罗斯境内如塞伊玛、佩索契诺耶、新帕甫洛夫卡、新乌斯曼等塞伊玛—图尔宾诺墓地中可见同类器物（邵会秋、杨建华将此类器物归为铜匕[9]），其文化来源也比较清楚。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铜器种类丰富，学界已经从中识别出典型器物组，如邵会秋、杨建华提出叉形矛、空首斧、无柄的匕首和柄为动物纹的铜刀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最具特色的铜器，在其他文化中非常少见[10]；刘翔提出塞伊玛—图尔宾诺独具特色的器物组合为铜矛、空首斧和铜刀“三件套”[11]。书中公布的克里雅河下游采集铜器中空首斧、矛，笔者认为，这两件铜器是目前新疆所见材料中最接近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典型铜器的。诚然，这批铜器是采集品，失去堆积单位等信息，并且由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分布区（欧亚草原北部）与塔里木盆地南部之间客观存在的遥远距离，以及目前材料中无法展现的中间环节，对于二者之间文化互动的具体路径和传播主体这一问题还很难给出很明确的回答。但即便如此，这些铜器的出土，也能够反映克里雅河下游绿洲遗存的年代，并为讨论塔里木盆地南部早期文化互动提供新的线索。除此之外，一些形制特殊的铜镰、权杖（头）、饰品等也充分揭示了这一区域与亚种中部山麓地带之间的文化互动，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其二是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的遗物。这一时期遗物的类型与种类更加丰富，包括纺织品、木器、金器、铜器等。这一时期的文化联系集中体现于多样的动物纹题材方面。其中，和田所见动物纹织物主要来源于洛浦山普拉墓地，其多以刺绣或镶缝绦带的方式表现动物纹，纹饰或单体，或成排作行进状。该书除公布十余件此类织物的高清图片外，还附黑白或填色线图，便于读者清晰识别图案细节，图案中钩喙、翻转后蹄、夸张的鹿角、神化的双翼等特征相当明显，与以巴泽雷克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山游牧文化遗存中的动物纹题材特征一致。
多件木器亦显示了类似的文化联系。该书首次公布了 1 件采集于克里雅河北部沙漠之中的木柱（第 133、134 页），其高度达 183 厘米，上端制成用于托举横梁的槽状，此木柱显然是支撑木构顶部的结构构件。据称，该木柱采集于丛葬墓中，这一说法虽然已无法证实，但可能性是存在的 —— 洛浦山普拉[12]、且末扎滚鲁克[13]等墓地所见丛葬墓墓室中确有大型木柱支撑墓室棚架。但克里雅河木柱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周满刻纹饰，图案包括 1 位裸体男性及 8 种不同的动物形象（鹿、大角羊、狼、马等），风格独特，部分形象具有非写实的艺术创造特征。这为判断其时代和文化联系提供了佐证：如木柱上端的鹿有明显上扬的鹿角，中部占尺幅较大的狼刻画有夸张的头部和牙齿等，这些特征均可在巴泽雷克文化的动物纹中找到。此外，对于圆沙古城中出土的狼纹红铜牌饰、鹿纹木盘等在学界已有著述的文物[14]，该书也公布了能展示更多细节的高清照片。
和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文物资料的公布，为讨论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与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的互动路径提供了新证据。检视书中文物及新疆地区相关考古发现，一条互动路线得以展现：以吐鲁番盆地为核心的苏贝希文化是重要的媒介，如鄯善洋海墓地[15]、吐鲁番交河沟北墓地[16]等苏贝希文化遗存中都出土了包括动物纹木刻、动物纹金属饰品及 “斯基泰式” 复合反曲弓等在内的草原文化遗物。公元前 5 世纪前后，苏贝希文化向南发展，对察吾呼文化产生影响，和硕红山沟墓地[17]、和静察吾呼二号墓地[18]等遗存中出现了 “苏贝希式” 彩陶，葬式也有所变化。在此基础上，察吾呼文化对塔里木盆地南部各绿洲遗存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19]、于田圆沙古城遗址[20]和洛浦山普拉墓地[21]等遗址中均出土察吾呼文化典型陶器 —— 单耳带流罐，反映了这一时期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或东西向的文化互动，草原文化因素借此传入和田。书中公布了 2 件于克里雅河下游采集的木桶（第 293~295 页），其形制为双立耳、直壁，壁与底是分别制作的，木桶由壁与底合并而成，其中一件刻划鹿纹，另一件彩绘红地黑色藤蔓纹。无论是形制、制法还是装饰题材都与苏贝希文化、扎滚鲁克文化中同类器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草原地带 — 吐鲁番盆地 — 且末绿洲 — 克里雅河绿洲的文化互动路线。
和田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互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更关乎于阗国早期历史。谈及于阗国历史，必涉及塞种。张广达、荣新江先生通过梳理语言学与文献材料，得出 “古代于阗的早期居民主体应是塞种” 之结论[22]。在这一结论下，塞种的影响如何与考古学遗存相对应是进一步要讨论的学术命题。塞种与萨迦、斯基泰之关系本文不作讨论，但 “塞种” 是汉晋时期中原人对游牧族群的称呼这一观点是无争议的。前文述及草原文化因素在和田的发现为二者的关联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证据。综上所述，草原文化对和田古代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影响持久，自青铜时代开始就对和田地区古代族群产生了影响，至汉晋时期仍然延续；二是影响深刻，特别是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相关遗物种类丰富，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与丧葬活动。兴起于草原的动物纹已成为绿洲居民重要的装饰题材，并出现一定的本地化特征，这意味着草原文化因素已不再仅仅是 “舶来品”，而是逐渐内化为古代和田的文化特质。这些材料可为 “塞种是于阗早期居民，塞语是古代于阗居民主要语言” 这一学术观点提供考古学上的支撑。
林沄先生提出，欧亚大草原如 “奇妙的历史旋涡”[23]，不断将融汇的文化因素向四面八方泼洒。和田地区所见草原风格遗物正是旋涡所播撒的浪花，亦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及开通初期，文化跨区域互动的实证，该书所公布的新材料、新细节对这些学术命题的推进意义斐然。
任何学术作品都不会是完美无瑕的。定名和断代问题是和田文物研究与展示中长期存在的不足，这在调查采集和破案追缴等非考古发掘所获文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编者在策展和书籍编著过程中无疑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文物的名称和年代进行了重新确定。如神兽纹金饰（第 394、395 页，征集文物）是一组图案为钩喙或狼头的金箔饰品，其口中衔有 3 个金箔圆片。这组文物原名称为 “金箔挂饰”，年代被定为南北朝时期。但实际上，其神兽特征与巴泽雷克文化相近，垂吊金箔圆片的技法又常见于阿富汗蒂拉丘地遗址[24]，这些都说明原定年代偏晚。因此展览和同名图书中将其名定为 “神兽纹金饰”，年代定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对年代的再修订是该书编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和田地区古代文物的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诸多文物年代无法准确判断，从而使用了诸如 “汉至晋（公元前 206~ 公元 420 年）” 这类宽泛年代。这虽然是图书存在的遗憾，但绝非编著团队的疏漏所致，更多反映的是包括和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南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缺失。
一类考古学遗存在文化谱系中的位置和它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以考古材料论证相关历史问题的基础，尤其是在无文字记录的史前时代和文字记录尚不系统的历史时期早期。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就属于前者，汉晋时期则属于后者。然而，在目前学界的研究中，和田地区青铜时代遗存至早期铁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年代研究相对充分，如邵会秋所提出的 “尼雅北部类型 — 流水文化” 序列[25]、林铃梅等提出的 “青铜遗址类型 — 圆沙北部类型” 序列[26]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相应成果也应用于该书的编著过程中。
当下，缺失最为严重的是早期铁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5~ 前 2 世纪）至汉晋时期的文化谱系。这一时段既是于阗、精绝、扜弥等西域城邦的形成阶段，亦是丝绸之路开通前后，西域诸国与中原往来日趋频繁的时代，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针对这一时期的年代学研究还相当不足：只有少量遗存有简单分期（如山普拉墓地被分为汉、魏晋二期[27]），部分遗存依托出土文献分期（如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文书可根据纪年分期[28]），大多数遗存的年代只能定在汉晋，甚至宽泛地定在战国至汉晋时期。如何进一步细化分期，区分出相当于战国、西汉、东汉的遗存，乃至继续划分至 “期”、“段”，将不同遗存置于时代坐标上，是目前学界尚缺失的研究。
如此现状，和过往研究中 “重关键文物（如织锦、简牍）、轻基础谱系” 的研究倾向有关，亦与和田地区考古与文物材料公布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现状，相信能够引起学界对包括和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南部文化谱系和遗存年代学的重视。只有这些基础问题取得进展，用考古材料去实证城郭诸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与日渐深入的历史进程、中原与西域文化互动下的文化演进等历史命题才有所依托。笔者相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出版将对上述学术问题的研究及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形成等重大命题的考古学阐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阅读注释
[1] 单月英、张化杰《于阗回响：和田地区博物馆“和田历史文化陈列”策展笔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3页。[2] 这十一家机构分别为：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研究所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德国不莱梅海外博物馆。
[3]国际敦煌项目，http://idp.nlc.cn/。
[4]大英博物馆在线藏品目录，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5] 陈晓露《扜弥国都考》，《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第93~105页。
[6] 林铃梅、买提卡斯木·吐米尔、李肖《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发现铜器研究》，《华夏考古》2023年第3期，第69~80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2期，第19~36页。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41~142页。
[9] 邵会秋、杨建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布》，《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3~92页。
[10] 邵会秋、杨建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布》，第73~92页。
[11] 刘翔《欧亚草原视野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与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64页。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35页。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第89~136页。[14] 陈晓露《扜弥国都考》，第93~105页。
[15] 吐鲁番市文物局等《新疆洋海墓地》，文物出版社，2019年。
[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4页。
[1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硕县红山沟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6年第2期，第4~27页。
[1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第239~248页。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第89~36页。
[2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第28~37页。
[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第13~35页。[22]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2~183页。
[23]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62～288页。
[24] 学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1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霜贵族墓葬，可参：V.I.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Abrams, 1985, p.53-57.
[25]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2~214页。
[26] 林铃梅、李肖、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近年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采集陶器的研究 》，《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6~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