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兵地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要内容，已经上升到了事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正在加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将为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展现新作为。本文从兵地融合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兵地融合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数字经济为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和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兵地融合；数字经济；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127；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5—0127—07
[作者简介]穆少波，男，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原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兵团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谢江，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研究方向：产业规划；田海东，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发展部经理，研究方向：企业发展战略及人力资源管理。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团调研、考察时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兵团改革，深化兵地融合，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充分发挥兵团作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1]。兵地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已经上升到了事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因此，积极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是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兵团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实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内在要求；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正在加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将为推进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展现新作为。
一、兵地融合发展经历的四個阶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近七十年来，自治区、兵团在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互帮互学、相互影响、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已经形成了“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格局，兵地关系和谐、融洽、稳定。由于兵团历史上曾经被撤销、被削弱、被边缘化，良好的兵地关系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冲击……但是，随着1981年12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兵团原有的管理体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二次创业”，兵地融合发展的概念也随之提出并逐渐明晰了起来。研究表明，新疆的兵地融合发展经历了实践探索、发展创新、稳步推进、深化成熟等四个阶段。
（一）实践探索阶段（1986—1994年）
“融合发展”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中下旬来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的系列新闻报道。8月31日，《新疆经济报》刊发了“发展融合型经济的领导素质”社论文章，把巴州发展融合型经济的成果和经验推向天山南北；同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记者艾丰、祝谦“放眼‘华夏第一州’——喜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融合经济”的“长篇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热议”。调查发现，巴州发展融合经济是从1986年巴州党委提出区域内巴州、农二师和中央自治区驻州单位“三支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开发建设巴州开始的，它为后来明确提出发展“融合型经济”思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89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库尔勒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简称塔指），巴州党委针对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又提出“石油勘探到哪里，支油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部署，要求石油开发和地方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巴州要大富、石油要大上”“石油发展我发展，我与石油共兴旺”[2]是那一时期最响亮的对外宣传口号。1994年8月，哈密地委扩大会议通过《加速哈密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融合各方优势，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举措，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哈密经验”；与此同时，在南北疆的一些地州和县市也纷纷“上演”了：“淡化‘条块’意识、模糊‘你我’界限”，“打破条块分割、发展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大“戏”，一时间“融合”“淡化”“打破”“携手”“合作”“共赢”等词汇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迅速“流行”起来。
（二）发展创新阶段（1995—2010年）
1995年12月，巴州第六次党代会正式提出了“走融合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并将这一战略纳入到了“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1996年8月29日，《新疆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条块结合效应——巴州发展融合型经济的实践与思考”署名文章；同年12月2日，《中国石油报》发表了国家体改委陆涌华教授的“新的经济：油田与地方融合发展”重磅文章，“融合经济”概念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1998年1月，由巴州党委承担的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巴州融合型经济与繁荣发展区域经济研究》通过自治区专家组鉴定，被评定为一等成果奖[3]；同年5月，哈密地委和兵团哈管局（现第十三师新星市）共同形成了《兵地共建精神文明的意见》，提出了“兵地互学共建，融合发展”的工作新思路，要求在水土开发、兵地联调、精神文明创建、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实践，把兵地融合发展推向新高潮。2002年9月，兵地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天北新区”管委会在奎屯市城区北部挂牌成立，这是一个由伊犁州奎屯市统一规划，与兵团农七师进行土地置换、共同建设，并委托兵团农七师进行统一管理、税收按比例分成的又一融合创新发展典型。2007年8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乌鲁木齐市政府分别批准了《兵团十二师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实施细则》，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十二师分区宣告成立，第十二师以土地资源投入扩大了开发区面积，共同享受国家级开发区的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了第十二师与头屯河区融合发展。随着兵地融合发展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兵地融合发展的新形式、新模式不断涌现。
（三）稳步推进阶段（2011—2020年）
2011年6月，由克拉玛依市倡导，联合新疆北部的塔城、阿勒泰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兵团第五、七、八、九、十师共同形成的区域融合发展联盟（又称：北疆四地五师联盟），以定期召开“研讨会”的形式，共商区域融合发展大计；据悉，该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累计签署双边、多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12项、达成各类合作意向111个，已成为北疆四地五师共同发展壮大的助推器。2012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兵团召开联席会议，互通自治区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商新疆区域发展大计，倡议建立沟通协商合作长效机制，促进兵地各方融合发展。2014年3月，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委与某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开展《油地兵融合示范区建设暨社会综治一体化工作机制研究》，总结提炼出了“乌尔禾融合发展模式”，在南北疆产生了较大影响。2016年7月，兵团党委发布了《2016年兵地融合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十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强与自治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维稳责任共担、农业示范共兴、精准扶贫共推、就业增收共促、教育资源共享、科技引领共创、医疗服务共惠、文化交流共融、民族团结共建、干部人才共用等10个方面深化兵地共建、共融、共创。
（四）深化成熟阶段（2021—至今）
2021年4月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推进兵地融合发展专题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战略规划统筹编制、产业发展加快融合、国企改革协同推进、交通体系优化完善、水利资源科学配置、电力网络有序衔接、城镇建设联手推进、生态环保共抓共管、科技教育交流合作、医疗卫生共享资源、公共文化交融共建、民族团结共建共创、社会稳定共同维护、干部人才加强交流……”等15项重点任务[4]，把兵地融合发展从经济合作、产业布局、民族团结、技术交流、基础设施联通等层面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全面推进、全面拓展的崭新阶段；2022年6月15 日，在兵团第八次党代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李邑飞代表新一届兵团党委提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兵地融合发展为途径，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加快推进兵团现代化建设”[5]；2022年7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指出，“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6]。深入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已经上升到了中央、自治区和兵团党委最高决策层面。
二、兵地融合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兵团、自治区各级领导虽然多年来积极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反复强调“区域一盘棋”“兵地一家人”，基本上形成了“有事无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勤商量”的互动、互通格局，也取得了一系列融合创新成果；但是由于在土地、草场和水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矛盾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与限制，兵团和自治区之间的纠纷、摩擦时有发生。
（一）同质竞争加剧
由于在一个区域内的资源、区位、优势基本相同，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在招商引資、产业布局、项目落地等方面，难免出现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的不利局面，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互补，错位、差异化发展和共享资源、共同繁荣、同闯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产业集群格局，导致区域内条块间存在较严重的互相掣肘、恶性竞争、此消彼长现象。
（二）统计口径差异
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条条、块块”自上而下的规划指标体系对接，造成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和兵团师（市）及驻地央企在横向的数据衔接上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理解上也有较大差异的现象，直接导致基层部门间在具体合作、交流工作中的低效率并影响到第三方机构在项目研究中数据统一性的要求。
（三）考核机制缺陷
垂直管理的以GDP为主要趋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各方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方合理诉求的现象，导致区域各方在推进区域融合发展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口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效以及“有利就合作、无利就翻脸”的现象。
（四）利益协调不畅
区域内自治区、兵团和驻地央企各有各的“地盘”和垂直管理“系统”，且“各自为政、各为其主、自我封闭、自我循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区域内各方缺乏来自顶层设计的融合动力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补偿保障机制，造成了兵地融合在推进实践过程中的表面化、概念化、短期化。
三、数字经济为兵地融合发展提供新机遇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都“势在必争”的产业新高地，也是新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后，由产业和科技变革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新产业业态、新应用场景。作为一种新形态，它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新技术形成新产业、新产业催生新模式、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等渠道和途径，推动区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种新业态，它带给人类社会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改变，也对传统经济理论、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市场监管体系以及社会治理形态都将带来一系列的颠覆性冲击；作为一种新场景，它催生了一批以数字化智能技术为特征、丰富多样的新职业，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立足“云端”的新青年，已经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数字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6年，美国学者D.塔帕斯科特在其出版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了基于人类智力联网的新经济；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提出在IT技术扩散和渗透的推动下，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倡议，得到与会嘉宾的普遍认同，并推动大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文件。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起始于2000年、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建省省长和浙江省委书记时分别提出的“数字福建”“数字浙江”建设。2005年、2007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电子商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随着互联网企业创新模式、服务业态的不断涌现和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到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2亿、网络零售总额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8]。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二）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9.8%，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超过1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9]。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引领”，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先，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政府建设竞相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成效显著。浙江、广东、贵州、北京数字经济发展“领跑”全国，深圳、合肥、杭州、贵阳、南昌等城市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着力打造具有国内比较优势的数字经济新高地。数字经济正迎来新一波大发展、快发展热潮。
2021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4255.7亿元，占GDP比重27.36%，在全国31个省（市、区）排名中是比较靠后的，属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三梯队”；在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中，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和阿克苏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以1274.01亿元、500.32亿元、451.03亿元、425.73亿元、305.78亿元名列前五，占区域GDP比重分别为34.51%、30.67%、29.46%、28.52%和27.21%。新疆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地州差异大[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快推进数字兵团建设，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促进新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实体经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成功打造上联国家部委行政系统、横联各省市区有关单位、下联14个师（市）职能部门的数据交换共享体系；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基本实现，“一网统管”稳步推进，“一网协同”提速增效，“一网共享”持续提升。
（三）数字经济拓展兵地融合新空间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绿色低碳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的加速到来将为进一步丰富兵地融合內容、完善兵地融合机制、提升兵地融合能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展现新作为、拓宽新空间。
数字技术具有跨越“条块”分割、突破“体制”束缚的特征优势，通过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让自治区、兵团更加公平参与到数字经济产业分工中；数字经济将推动区域内自治区和兵团资源整合，实现一批技术攻关，创新区域发展机制。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物流服务、提高物流时效，促进自治区、兵团人口和产业向物流枢纽中心集聚，从而加速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随着数字化转型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推进，兵团和自治区经济借力数字经济平台更均等地共享区域发展新机遇。伴随着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新基建不断提速，数字应用场景也在加速探索，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将广泛应用于兵地融合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四、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考
如果说近四十年来的兵地融合实践是“打基础”“建根系”的“上半场”阶段；那么正在加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将推动兵地融合发展进入“造血脉”“强体系”的“下半场”时期。
（一）加快数字地（州、师、市）和数字乡村（团场）建设
研究表明，经济的数字化程度每提升10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就会提高0.5-0.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和沿海经济强省（市）竞相抢占的“角力场”。北京以“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为奋进目标，广东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来谋篇布局，上海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争先创优，福建以“数字应用第一省”引领示范，浙江提出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升级版……在数字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新疆，要对标数字经济一流强省（市）和发达地区建设数字政府、发展数字产业的先进经验，加快推进数字地（州、师、市）和数字乡村（团场）、数字园区建设，积极参与到新一轮数字化竞争的行列中，在“奋起直追”中实现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自治区和兵团要深度合作，加快研究出台《新疆（兵团）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形成兵地通用的数字经济发展前瞻性、制度性、创新性的顶层设计。要紧密结合南北疆实际，及时总结近年来自治区和兵团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制度，并结合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新变革、新趋势、新现象作出前瞻性制度设计；要充分借鉴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先进经验措施，因地制宜选择重点发展方向，分级分类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逐步探索出适用性强、特色化程度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新疆各地（州、师、市）数字经济基础条件、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差异较大，要主动作为，积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全面贯彻国家、自治区有关数字经济总体要求的基础上，组织力量加快编制各地州市（包括兵团所在师）数字经济建设行动计划纲要或数字地（州、师、市）建设规划；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的引领作用，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各地（州、师、市）的“一把手工程”，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行政运行新形态，抢占数字经济新时代竞争制高点。
推进数字产业化行动，要统筹自治区和兵团数字产业布局，明确重点支持和发展的数字产业，各地（州、师、市）也要结合实际确定发展重点，争取在消费电子产业、电子系统产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推进新疆（兵团）成为中西南亚数字技术创新输出高地；加快产业数字化行动，重点支持工业互联网优势平台企业发展智能型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工业互联网优势平台企业集群，在装备制造、数字金融、现代信息、陆港物流、文化创意等领域，打造一批标志性产业链，促进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字化的全面实现；推进数字乡村（团场）建设行动，推进将数字乡村（团场）建设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旅游兴疆战略有效衔接，加快推广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產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大力发展创意农业、观光农业、认养农业、都市农业等新业态，促进健康养生、游憩休闲、创意民宿等新产业发展，不断提升乡村（团场）治理数字化能力、乡村（团场）信息服务水平和农民（职工）数字素养，打造独具特色、不同类型的数字乡村（团场）建设“样板间”“示范田”。
（二）在兵团第十二师核心区域申报设立“兵团新区”，促进兵地融合发展
兵团第十二师下辖一〇四团、五一农场、三坪农场、头屯河农场、西山农牧场、二二一团、二二二团共7个农牧团场，除二二一团、二二二团外，其余5个团场呈扇形环绕嵌入在乌鲁木齐市的南、西、北面，是乌鲁木齐市实施南控、北扩、东延、西进的重要战略地带，兰新铁路、乌奎高速公路、乌昌大道、城北主干道以及地铁线路贯穿该区域；第十二师核心区域的五个团场，土地总面积403平方公里，总人口（包括流动人口）29万人；这里市政基础好、区位交通佳、功能平台多、生态环境优、发展要素齐、产业支撑强、文化底蕴深，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面积多达290平方公里，与乌鲁木齐市政府提出的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的目标任务互为支撑、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具有申报设立国家级“兵团新区”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设立国家级“兵团新区”，有助于打造兵团（省）级高层次、高水平经济发展平台，形成举全兵团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和载体，在全面改革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兵地融合示范、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并有效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夯实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物质基础，增强兵团在自治区首府的维稳实力，更好地履行“三大功能”、发挥“四大作用”；全面提升第十二师在兵团新型城镇化布局中的地位，实现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高度集聚，全面提升第十二师科技创新、高端服务、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第十二师（团、镇）和兵团师（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有效化解第十二师核心区域与乌鲁木齐高新区、经开区相互嵌入式毗邻（距离乌鲁木齐、昌吉市主城区不足30公里），不宜独立设市实行“师市合一”“团（场）镇合一”的机制难题，积极探索创新现有师（市）团（镇）管理体制与城市经济社会服务相适应的新体制，不断丰富完善兵团特殊体制内涵的实现形式，全面提升兵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推进国家级“兵团新区”建设，要依托第十二师核心区域独一无二的地缘、区位、交通、资源和文化优势，打造开放包容、创新驱动、活力充沛、示范引领，并充分彰显兵团先进生产力的高水平东西双向开放门户新枢纽，建设天山北坡经济带数字经济引领区、新兴产业集聚区、机制创新先行区和文化旅游示范区；把“兵团新区”打造成为第十二师的富师之本、强师之基，乌鲁木齐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新时代兵团强化履职本领、创新维稳戍边实现形式的“试验田”。要加强党对“兵团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坚持三个面向（面向师团实际，着力资源转化；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通道建设，积极参与核心区‘数字’产业布局和平台建设；面向沿海，特别是山东省德州市，主动承接东部，特别是山东省的产能转移）、营造三大环境（政策洼地、服务高地、网红‘打卡’地）、推进四轮驱动（生态立区、产业富区、数字兴区、人才强区）、发展十大产业（装备制造、应急安防、新型建材、通用航空、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现代金融和数字创意）”，促进“兵团新区”与乌鲁木齐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嵌入融合，实现主导产业高端化、特色产业集群化、传统产业高新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园区产业数字化、政务服务智能化。
（三）加快推进自治区和兵团产业园区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创新创业的前沿阵地。据统计，目前新疆（包括兵团）共有各类产业园区300多家；其中，国家特殊经济开发区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4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4个、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1个，自治区（兵团）级工业园区61家，自治区级物流园4家、自治区文化创意产业园2家、自治区电子商务产业园15家，地、州（师）级其他各类园区180多家。加快推进产业园区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新疆（包括兵团）产业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1.加快推进兵地园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提升员工数字技能和数据管理能力，全面系统推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转型。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全面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强化全流程数据贯通，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实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支持中小微企业从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的环节入手，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降低技术和资金壁垒，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2.加快推进兵地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独角兽”企业；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着力发展电子商务，全面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優化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业的品质与效益；加速推进智慧能源建设应用，促进能源生产、运输、消费等各环节智能化升级，推动能源行业低碳转型；促进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模式，以数字技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3.加快推进兵地园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园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园区管理和服务能力。积极探索平台企业与产业园区联合运营模式，丰富技术、数据、平台、供应链等服务供给，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资源共享水平，引导各类要素加快向园区集聚；依托乌鲁木齐、阿拉尔、库尔勒、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各类产业集群跨区域、跨平台协同新机制，促进创新要素整合共享，构建创新协同、错位互补、供需联动的区域数字化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能力。
4.加快推进兵地新模式、新业态、新平台的培育。积极引导支持平台企业加强数据、产品、内容等资源整合共享，拓展创新、生产、供应链等资源共享新空间，加速优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运营，培育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新增长点，支持多样化社交、短视频、知识分享等新型就业、创业平台发展。以园区、行业、区域为整体推进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增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测试评估、应用培训、创业孵化等优势资源汇聚能力，提升产业创新服务支撑水平；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资源共享和数据开放，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11]；促进社会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服务范式的数字化转型，构建联兵地、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快效能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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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昌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