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钩沉
左宗棠西征：挽救中华国运的160万平方公里
前言
左宗棠，晚清名臣。
他的功绩绝不是仅仅收复了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最重要的是让当时一败再败，近乎于崩溃的清帝国，获得了一剂救命的强心剂，避免了一败涂地从而分崩离析的命运。
而清帝国如果分崩离析，那后来的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础都只能在分崩离析的现状中去拼凑和缝合，而这些又何尝容易？
试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主权明确的地方的回归都旷日持久，更何况分崩离析之后或独立、或被吞并的其他地方呢？可能失去后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左宗棠的功绩，当时的那片海棠叶子似的中华疆域领土可能也很难得以保存。
而当时清帝国在西北面对的危机，不仅仅是直接与之对立的阿古柏势力，与之关联的背后势力，有着咄咄逼人的沙皇俄国、当时唯一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有心机深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需要同时与这三大帝国掰手腕。
如果当年清帝国忍气吞声的放弃了新疆，新疆成为域外疆土，外蒙古、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都将直接与外部接壤，俄罗斯人觊觎的内、外蒙古，英国人盯了好久的西藏、青海，立刻就会岌岌可危。因为这些区域和新疆类似，是可能会被清政府战略性放弃的地方。不管是名义上的独立，还是沦为殖民地，那么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包括当时的直隶地区都将成为边疆。以当时清政府的虚弱和无力，以上设想并不是白日做梦的事情。
此时再看左宗棠收复新疆，并不是简单的打败强敌、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背后有其衍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作用，尤其是用强硬的军事胜利，威慑了一群虎视眈眈、贪得无厌的列强，让他们忌惮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句话就具象了。
再讲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需要先大概了解一下新疆的古往今生。
新疆的这片土地，在清朝之前，属于“西域”的一部分，并没有“新疆”这一称呼。
自从唐朝丢失这片领土之后，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上，长期是被外族统治的地方。
后来，在这里伊斯兰教相继被各国定为了国教，并且强行推进信仰普及，不信真主的人面临严厉惩罚，乃至被处死。
在这样强硬的宗教政策下，西域的大多数人都转成了穆斯林，说这个事情是因为这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
到清朝后，从康熙皇帝亲征准葛尔汗国开始，到1759年乾隆派乌雅兆惠将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这片土地终于又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并且被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新疆。
新疆南边是昆仑山脉，北面是阿尔泰山脉，中间横贯天山山脉，这三道山脉使得新疆在地理分隔上大致被分为南疆和北疆。
南疆中间大部分都是塔里木盆地，而盆地的大部分又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中间则是准葛尔盆地，包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所以南疆和北疆的城市基本都是围绕着盆地分布的。
第二章 清政府对新疆的建设和管理
第一节 “移民定边”与“铸剑为犁”
准葛尔灭国以后，偌大的北疆区域人口只剩下不到五万人，这么大片的土地上只有五万人，可以称为人烟荒芜。
而南疆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战争也是对当地毁坏严重。
为了恢复新疆地区，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国力，
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在新疆开启“移民定边”政策，将甘肃、陕西等内地地区的人口迁入新疆开垦屯田。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锡伯西迁”，
这个历史事件指的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今沈阳）等地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眷共约4000余人，远赴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锡伯族军民于农历四月十八从盛京出发，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抵达伊犁，行程一万余里，出发时的4000多人，仅剩一半左右，其余均牺牲在路上。
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到达伊犁后，被编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锡伯营）之一，是“伊犁将军”麾下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些都是后话了。
继“移民定边”之后，朝廷又实行了“铸剑为犁”运动。
驻防新疆的清军将士就地开始屯田驻军。每人分发土地，还有大量的农具、种子和耕牛，收成除了必要的税赋，其他都归自己所有。
这场由国家主导的移民和戍边活动，充满了艰辛和壮烈的色彩，但也事实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开发建设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清政府为了新疆的经济、民生的发展，大力发展屯田、水利、交通，采取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
同时中央政府指令内地富裕的省份（称为“协拨省”，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两湖、四川、河南、山东、陕西 、山西、福建、广东）和海关（江海关：上海海关；粤海关：广州海关；闽海关：福州海关；江汉关：汉口海关；浙海关：宁波海关），每年定额拨款给新疆省，以弥补其巨大的财政赤字，维持当地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行、驻军军饷发放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开支。
这一政策直到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因清廷需向列强赔款，内地省份财政枯竭才名存实亡。
在整个清代，新疆每年的协饷额度大约在200万两至300万两白银之间，累计额度超2亿两白银，这笔巨款通过官方渠道，由内地省份解送至甘肃兰州或者陕西西安的省财政银库，再转运到新疆，举全国之力给新疆输血，促进了新疆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
可以说，这是新疆这片土地，自古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大部分的北疆和南疆的城市，都是在此时建立起来的。
北疆：以“军府制”为主，直接军事管控。
南疆：以“伯克制”为主，间接治理，“伯克”在新疆当地就是统治者的意思。
实行这样的体系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决定的：
北疆是准噶尔部的故地，经过清军的彻底平定，原人口锐减，社会结构被摧毁。因此，清廷有条件在此建立一套以军事占领和直接控制为核心的体系。
南疆是维吾尔族传统聚居区（回部），社会结构完整，拥有成熟的农业文明和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强行改变其社会结构成本极高，容易引发动荡，因而采取了“因俗而治”的间接统治方式。
为了后续能更清晰的知道新疆动乱的过程，下面需要把北疆和南疆的大概情况勾勒一下：
北疆（天山以北）
在清政府时期，北疆当时是清军驻防的重点区域，设有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其下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各大城。
城市多为军事驻防城和商业中心。
北疆地区包括伊犁地区、乌鲁木齐地区、和塔尔巴哈地区，其中：
伊犁地区（伊犁九城）：
惠远城：伊犁将军驻地，是当时清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相当于现在的省会。
宁远城：今伊宁市。是伊犁地区的商业和贸易中心，聚居了大量维吾尔族、回族等民众。
其他七城：惠宁、熙春、拱宸、广仁、瞻德、塔勒奇等，主要为驻军和眷属居住的军事城堡。
乌鲁木齐地区：
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市。是乌鲁木齐都统的驻地，北疆东部的军政中心。新疆建省后成为省会。
巩宁城：与迪化城相邻，俗称“老满城”，是满营驻防地。
塔尔巴哈台地区：
绥靖城：今塔城市。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负责西北边防，与俄国接壤。
其他重要城镇包括：
古城（今奇台县）：连接北疆与蒙古科布多的重要商业枢纽，粮草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曾在此集结。
巴里坤：镇西府所在地，是进入新疆的东大门，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和屯田基地。
吐鲁番：虽然地理上属于天山以南，但在行政和战略上常与北疆联动。是南疆门户，气候炎热，盛产葡萄。
南疆（天山以南）
南疆主要由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协办事务，下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管理各城。
南疆基本实行实行伯克制度，由当地维吾尔贵族（伯克）管理民政，受清廷大臣节制。
南疆主要是传统的“西四城”和“东四城”格局：
西四城（喀什噶尔地区）：
喀什噶尔：今喀什市。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驻地，南疆西部最高的军政中心。规模宏大，商业繁盛，是中亚重要的贸易城市。
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设有领队大臣，是喀什噶尔东部的重要屏障。
叶尔羌：今莎车县。南疆最大的绿洲之一，古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设有办事大臣。
和阗：今和田市。以玉石和丝绸闻名，设有办事大臣。
东四城（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今阿克苏市。南疆东部的军政中心，设有办事大臣。是连接南北疆和东西道的交通枢纽，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时曾在此设立大营。
乌什：今乌什县。设有办事大臣，是边境要塞。
库车：今库车市。古代龟兹所在地，设有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是通往乌鲁木齐路上的重镇，设有办事大臣。
库尔勒：当时是喀喇沙尔管辖下的一个重要城镇。
清政府在南北疆的差异化治理是其边疆统治智慧的体现，旨在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有效的控制。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弊端：
军府系统的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主要管军事、外交和监督，而日常民政、税收、司法则主要由伯克（南疆）或州县官（北疆东部的镇迪道，隶属甘肃省）代理处理。
看过以前文章的人应该知道，（如何把向人民收税做成人民踊跃参与的事情——马铃薯记录集团大讲堂分享）这种“代理人”的制度最终结果就是代理人与统治阶层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底层人民将被摊派更多的税收和负担，从而形成剧烈的阶级矛盾和对立。但这里不再赘述。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也是一场带有奇特基督教色彩的反清运动。
这场名义上持续到1864年的起义运动，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后续多年仍然余波不断。
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耗尽了几乎所有财力。
原本用于支持边疆（包括新疆、甘肃）的“协饷”几乎完全中断。
为应对危机，清政府还将驻防西北的精锐部队大量内调，导致西北防务空虚。
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权威，激发了全国范围内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为后续的捻军起义和西北回乱提供了“榜样”和契机。
捻军起义
对清政府来说，祸不单行，1853年捻军起义，这支起源于淮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以高度机动的流骑兵作战著称。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继续斗争。后期分为“东捻”和“西捻”。东捻转战中原，西捻甚至一度逼近北京附近的卢沟桥，震动清廷。
直到1868年，东、西捻军才先后被清军消灭。捻军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又延续了四年多，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压力得不到任何喘息。
战争经费继续吞噬着本已枯竭的国库。
而捻军活动在华北腹地，直接威胁京津地区安全，迫使清政府必须将最精锐的部队（如李鸿章的淮军）和有限的资源用于应对此心腹之患，无暇西顾，彻底无法支援西北和新疆的困局。
陕甘回乱
1862年，陕甘回乱爆发。
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民族仇杀和暴动的混合体。
过程此刻不想再复述了，可以看“陕甘回乱”：底层人民何苦残害底层人民但熟悉地理的朋友都知道，陕甘地区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河西走廊）。此路不通，则人员、粮饷、军械根本无法进入新疆，新疆彻底成为孤岛。
而平定回乱本身又是一场耗资千万的战争，彻底拖垮了清廷最后一点家底。
陕甘回乱的消息传导到了新疆，直接鼓舞了当地的回民，于是1864年引爆了“同治新疆回乱”。
还有许多从陕甘败逃的回民（如白彦虎部）直接逃入新疆，甚至投靠阿古柏，增加了当地的动乱。
在上述那样的情况下，新疆的清朝统治力量变得孤立无援、财政几乎崩溃，
每年需求的财政额度从最开始只能满足一半，后来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
全新疆的政务系统和军队系统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官员俸禄和士兵饷银也从五成减到两成、再到一成，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发仓库里的粮草，茶叶和布匹用来冲抵。
到最后“新疆回乱”爆发前，
“满汉官兵已数月未领盐菜银，每日仅发麸面半斤，形同乞丐”——《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麸面”：是指掺了麦麸的劣等面粉，通常是用来喂养牲畜的，人几乎难以下咽。这说明军队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
但要说明的是，到了这个程度，清帝国的统治者们还是有点远见的，虽然发生了新疆的官员和大伯克为了缓解饷银危机而发生的“绵性案”和“英蕴案”，但清帝国的统治者还是铁腕处理了相关官员和涉事人员，财政再艰难也没有增加新疆本地的税负，避免官逼民反的情况发生。
但此时积重难返的新疆已经累计成了一个巨大的炸药桶，只等待一个火星子来引爆全局。
这个火星子就是陕甘回乱，
在清朝时期，清政府对于回族民众的信仰，采取的是特别宽容的政策。
注意是特别宽容，后续很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得益于此政策，回民及其信仰在全国畅通无阻，
陕甘回乱爆发后，内地回民针对汉人无差别地进行种族灭绝和杀戮，
汉族同样开始反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新疆，作为同一个宗教的穆斯林兄弟，部分不安分的穆斯林开始无脑的狂热起来。
1864年，同治三年五月初一，南疆库车城，回族人拿着武器聚集在集市里，
近日，“清军将屠尽回人”的谣言不断从陕甘地区传来，不绝于耳，谣言已经深入人心，此刻效果正在显现出来。
库车城的大伯克库尔班站了出来，试图阻止他们，被群情汹涌的回众当场杀死，
大伯克是政府任命的正式官员，杀死大伯克等同于叛乱。
但加入叛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满城（“满城”是清朝统治者在重要的战略要地和省会城市中，专门修筑或划定的、供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官兵及家属集中居住的城中城或独立城池。）团团围住，并且四处防火。
此时满城里有叶尔羌帮办大臣武仁布、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和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
清军据城死守两天，满城被攻破，驻防的五百名满汉官兵被屠杀殆尽，武仁布和文艺战死，萨灵阿自杀未遂，被斩首。
然后他们又找到了库车王府的额对家，让爱玛特郡王带领他们继续“圣战”。
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在众人面前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忘记是谁给了我们盐吃。
我们额对家几辈人都为伟大的博格达汗（对清朝皇帝的特称，带有极高的敬意）效劳，宁死也不会背叛。
于是乱民将爱玛特郡王拖到王府门前的广场上，用乱石活活砸死了。
“戊寅，库车汉、回乱，办事大臣文艺、回子郡王爱默特死之。……”——《清史稿》“卷二十一·本纪二十一·穆宗本纪一”
爱玛特郡王不愿意带头反叛，乱民们砸死郡王之后，又找到了库车城的大阿訇热西丁，拥立其为首领，
于是热西丁自称“汗和卓”，宣称所有的苦难都是异教徒们造成的，呼吁教徒们现在就开始完全消灭他们的“圣战”！
民众齐声欢呼，因为他们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和宣泄暴力的“正当”理由。
“和卓”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后裔的意思，在这样神圣属性的赋予下，穆斯林对于“和卓”有着天然的拥护性和虔诚性，结合穆斯林为宗教而死能上天堂的教义，让这样的拥护性和虔诚性同时具有了无比的狂热性。
库车城叛乱发生以后，整个南疆各地迅速响应，喀嘞沙尔、阿克苏、乌什、喀什葛尔、叶尔羌、和阗相继战火纷飞。
雪上加霜的是，长时间的缺银少粮，再加上不停的抽调边军镇压内地起义，让清政府在新疆的防务力量十分虚弱，对此基本已经无力弹压了。
五月十三日，热西丁部攻陷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伊奇里抱着火药桶点燃之后，自杀殉国。
六月，阿克苏被攻破，办事大臣富苏里全家自焚殉国，全城满汉官兵全部被杀。
六月二十四日，战乱延伸到叶尔羌，七千名汉族军民被屠杀，办事大臣带领残存的清军退入叶尔羌新城死守。
七月，叛军围攻乌什城，久攻不下，但城内清军弹药库却发生突然爆炸，守城官兵死伤惨重，乌什陷落，军民被屠杀殆尽。
七月底，大阿訇（伊斯兰宗教事务领袖）哈比布拉率众起事，和阗城破，和阗办事大臣及数百名驻防官兵在拼死巷战后全部殉国，全城满汉百姓被屠戮一空。
八月，柯尔克孜人酋长斯的克趁势发动叛乱，喀什噶尔的旧城和徕宁城被攻下，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和绿营守备何步云退守恢武城坚守。
北疆的叛乱和南疆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第四章 清政府在干什么？
此时的清政府，在如何应对西北局势的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首先是财政困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清朝打战时，需要先由户部执行“酌拨制度”，及军费粮草由中央或各省拨付，皇帝指派官员专门监督并统筹战争钱粮运转。
但如前所述，
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乱，乃至洋务运动、宫廷开支都让清政府的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近乎于枯竭，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制度更加的失衡。
其次是长期的政治困境。
朝廷之中认为新疆是化外蛮夷之地的质疑声从未停歇，他们认为新疆不仅没有向朝廷交过税，反而每年需要花费大量的开支，很多人主张放弃新疆，缺乏近代主权国家的领土意识。
此外，朝廷内部的楚、淮、湘等派系的斗争、中央与地方的斗阵、无尽的腐败，也对边疆的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1874年，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借口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派兵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专条》。
一个刚刚变法的倭人岛国都能打上门来，令天朝上国倍感震惊。
李鸿章指挥的总理衙门借此推出了加强东南海防的六条措施，获得清政府各方的一致通过。
加强东南海防由此被正式提上日程。
要加强海防，就需要花钱。海防花了钱，就更没有钱投入到边疆了。
李鸿章认为，此时实在是顾不上新疆这片蛮荒之地，毕竟英国、俄国、奥斯曼帝国都企图占领新疆，
况且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还要往里面不断的搭钱进去。
而东南是帝国的核心区域，保障东南富庶之地的海防才应该是重中之重。
因此，李鸿章认为应该放弃新疆，承认并招抚阿古柏已经新疆的割据势力，只要能尊奉天朝为正朔即可。
但清政府也有不少官员认为，每拖延一天，沙俄对于伊犁的掌控就更牢固一天，形势非常危急，且认为国家防务是一体的，如果俄国人在西北的入侵被有力的遏制住，那么就会震慑其他国家在东南挑衅的意图。
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被称为“塞防”和“海防”之争，清政府也因此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正在西北的左宗棠，站在全局的角度，上书朝廷，严厉驳斥了李鸿章“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观点，明确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左宗棠更进一步明确，二者并重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有个轻重缓急，从长远来看，确实“海防”更加重要，但是目前最紧急的是西北的危机，东南沿海自“台湾事件”之后，各个列强之间暂时进入平衡期，三五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新疆问题必须要尽快解决，此时如果放弃新疆，恐怕连陕甘地区和蒙古都保不住，牵一发而动全身，到时候可能连“海防”也未必搞得起来。
此时，陕甘回乱已经平定，通往新疆的道路已经打通，客观上具备了解决新疆问题的先决条件了。
左宗棠同时提出了收复新疆的详细战略计划，上奏朝廷，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曾支持“海防”的军机大臣文祥，在看过左宗棠关于边防问题的分析后，转而全力支持左宗棠。
至此，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即“海防”与“塞防”并重。
于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先解决边疆问题。
朝廷虽然做出了了决定，但左宗棠面临的困难仍然一大堆。
首先还是军费问题。
“西征”的军费由中央摊派给各省，但各省大多以收支不足为由纷纷拖欠，这其中更是有不少李鸿章的嫡系官员，对左宗棠的西征事业更是毫不关心，
好在左宗棠没有放弃，
首先他说服清政府对西征重视起来，由清政府出面，下了死命令，将严厉追究各省拖欠军饷的职责，并且要求各省保证未来的军饷必须按时拨付。
这样全国总算是捏合到一起，支持西征了，但此时筹集到的军费还远远不够。
于是，左宗棠便通过商人胡雪岩向华商和洋商借款，尤其是英国人为了对抗沙俄在新疆的势力，同意汇丰银行放款，左宗棠共借得外债八百万两白银，有效缓解了军费紧张。
然后是筹粮：
这是最大的挑战。左宗棠放弃了传统的“长役运输”，创造了“节节转运”的体系，采取就地采购：即在河西走廊、蒙古、宁夏等地区大规模收购粮食。
同时命令先头部队在哈密、巴里坤等地兴修水利，就地屯田，既生产粮食，也示范于民。
截止到出兵前，已在安西、哈密、巴里坤等前沿基地囤积了数千万斤粮草。
新疆形势由于境外势力的干涉，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内政问题，而是由于关联方众多变得异常复杂，左宗棠深知脆弱的大清在夹缝之间，犹如在刀尖跳舞，需要异常谨慎。为此，他提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先北后南，是因为目前境外势力主要集中在南疆，北疆的敌人势力相对薄弱，且北疆相对南疆物产丰富，因此先收复北疆不仅在前期军事压力小一些，而且可以相对更好的补给，避免一开始就陷入最困难的境地。
而缓进急战，去过新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虽然地图上新疆一个地点和一个地点在地图上就几厘米的距离，但是真到实地，往往就是好几百公里的距离，所以每打一战，前期准备工作仅仅因为地理的原因都需要很久，而战役不宜持续过久，尽量速战速决，不然漫长的补给线就能拖死自己。
由此可见左宗棠出色的战术素养和战略眼光。
但左宗棠不仅有这些，还有很高的政治智慧。
此前俄国军官以科考的名义前往兰州刺探军情，见到左宗棠之后，俄国表示愿意出兵协助，左宗棠明白这是俄国人想要主导西征走向的目的，虽然婉拒了，但是愿意与俄国签订五百万斤粮食的合同。
这是因为俄国距离新疆很近，从俄国购买粮食，既能给俄国一种清朝偏好与俄国的假象，促使俄国减少对西征的阻挠，又能实实在在的减少粮食供应的成本。
此时的阿古柏得到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援助，纸面上的军事实力异常强大。
左宗棠针对性的采购数十门德国克虏伯大炮和数万只德系步枪，组建了近代化的炮兵部队，还创办了兰州制造局仿制西方新式武器，消除与得到西方武器的阿古柏军队的武器差距。
英国人当时都不得不承认，左宗棠装备的西征军，几乎等同于一支欧洲强军。这让当时观望的列强也增加了一丝忌惮之心。
但此时发生了“马嘉理事件”，即1875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腾越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及随行数名被打死的事情。
英国愿意看到中国对抗俄国的势力，但是不乐意看到中国收复新疆，在他们的构想里，阿古柏政权将作为俄国势力与英属印度的缓冲带，因此英国政府指示威妥玛散布谣言，称英国将联合俄国向中国开战，这让清廷异常紧张。
左宗棠动用一切能用得到的渠道，搜集外国情报，打探各国动向，尤其是从前期在兰州刺探军情的俄国军官那了解英俄实际的关系，
至此，左宗棠确切地得出一个结论：英俄两国在中亚，尤其是在印度和奥斯曼土耳其问题上具有长久的矛盾，因此此时英俄不会联合制华，这是英国虚晃一枪的战略讹诈。
于是依照前期打下的基础，左宗棠决定采取“稳住俄国，抗击英国”的外交策略，为西征创造可行的外交策略。
第五章、进击新疆
1876年四月，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从兰州进入肃州（今酒泉），以肃州作为指挥部。
而他的前方，前敌总指挥刘锦棠带领二十五个营分批进入新疆。
阿古柏得知消息后，
命令投诚的陕甘回乱的首领白彦虎、马明等人防守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一带，另派军队扼守金台、辟展一带，中路是自己的主力部队，布置在吐鲁番、托克逊、达坂城。
七月，刘锦棠率主力西出星星峡，与金顺部会师。而白彦虎、马明驻守乌鲁木齐外围要塞——古牧地。
清军发挥炮火优势，猛轰城墙。1876年8月17日，炸开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全歼守敌数千人。
此战缴获了守敌的机密文书，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刘锦棠当机立断，不顾部队疲劳，长驱直进。
次日（8月18日）拂晓，清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乌鲁木齐城下。守将马人得惊惶失措，弃城而逃。清军兵不血刃，光复乌鲁木齐。
收复乌鲁木齐后，清军乘胜追击。
刘锦棠、金顺、伊犁将军荣全各部分头进军，连克玛纳斯（经过惨烈攻坚战）、昌吉、呼图壁等城。
至1876年11月，新疆北部除伊犁外（仍被俄占），全部光复。
此时已入严冬，左宗棠命令部队暂停进攻，就地休整，巩固后方，完美执行了“缓进急战”的原则。
经过一冬休整，清军于1877年春发动了南下攻势。
阿古柏为阻挡清军，设置了三道防线：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由其子海古拉和大将艾克木·吐拉防守。
刘锦棠采取“分进合击”战术。
他亲率主力，一昼夜疾行300里，包围达坂城。清军用大炮精准轰击，引爆城中火药库，守军大乱。
4月20日，清军攻克达坂城，俘获数千人。
刘锦棠效仿古法，将这些俘虏全部释放，并发给路费和粮食。这一怀柔政策极大瓦解了敌军士气，消息传开，南疆各族民众纷纷盼望清军。
与此同时，张曜、徐占彪部从东路进攻吐鲁番。刘锦棠攻克达坂城后，立即分兵增援。
4月26日，清军攻克托克逊。不久，吐鲁番守将海古拉（阿古柏次子）望风而逃，吐鲁番光复。
此役彻底粉碎了阿古柏的主力部队。
就在吐鲁番陷落前后（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亡。关于死因，有说中风，有说服毒自杀，更有说是被部下毒杀。其身死标志着“哲德沙尔”伪政权的实质覆灭。
阿古柏死后，次子海古拉携带其尸体西逃，计划返回喀什噶尔继位，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派人截杀海古拉，随后在喀什噶尔正式继位。
英国眼见阿古柏势力即将覆灭，便出面调停，要求清政府停下攻势，接受洪福汗国为朝贡国，
左宗棠反击道“既然你们想要保存洪福汗国，那为什么不在印度割一块土地让他建国，反而割中国的领土？”
英国人的如意算盘宣告失败！
左宗棠严令部队：“王师以收复疆土、安抚黎庶为首务”，必须严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不得烧杀抢掠。
这与阿古柏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清军所到之处，受到了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刘锦棠率主力又开始了史诗般的千里追击：
1877年8月25日，发动秋季攻势。
10月18日，收复喀喇沙尔（今焉耆）。
10月24日，收复库尔勒。在此缴获敌军遗粮数十万斤，解决了军粮接济不上的燃眉之急。
刘锦棠亲选精骑2500人，十五昼夜奔袭2000里，如天降神兵。
10月27日，收复库车。
11月4日，收复阿克苏。
11月17日，收复乌什。
至此，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全部收复。清军未做停留，继续西征。
1877年12月17日，兵不血刃收复喀什噶尔（喀什回城）。
12月21日，收复叶尔羌（莎车）。
12月24日，收复英吉沙尔。
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和田）。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国境内。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完全胜利。
得益于左宗棠“稳住俄国，抗击英国”的外交策略，西征过程中，俄国一直做壁上观。
收复新疆全境后，只剩下俄国占领的伊犁。
清军的主要对手，变成了俄国。
左宗棠立即调整外交策略，开始对新疆的英国商人给予保护，传达出与英国开始缓和关系的信号，争取让英国承认现实。
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崇厚昏聩无能，未经清廷批准，于1879年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需割让伊犁周围大片战略要地，并赔款五百万卢布、给予俄国诸多特权。
消息传回，举国哗然。
但李鸿章认为此时条约既然已经签订，不能修改，不能毁约，否则会给俄国找到开战的理由，而左宗棠的军队一定无法抵抗俄国人，干脆“一了百了”，承认算了。
左宗棠愤怒至极，极力反对此约，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他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礼亲王士铎的支持，
1880年，清廷改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赴俄重开谈判，同时命左宗棠做好军事准备。
69岁高龄的左宗棠为表誓死收回伊犁的决心，于1880年4月命人抬着棺材，将大本营从肃州前出到哈密，摆出不惜与俄一战的架势。
他进行了周密部署，兵分三路对伊犁形成夹击态势。刘锦棠等部严阵以待。
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和强硬态度，成为曾纪泽在谈判桌上最有力的筹码。
俄国刚结束俄土战争，国力空虚，不愿在远东再启大规模战争。
1881年2月24日，双方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
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领土，虽仍损失了部分领土并增加了赔款到九百万卢布，但相比《里瓦几亚条约》，已是外交上一次巨大的胜利。
英国人对此评论道：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把已经吞掉的土地又吐了出来。
1882年，清政府正式从俄国手中接收伊犁。
1884年，在左宗棠的奏请下，清政府同意新疆建省。
由新疆巡抚替代伊犁将军府，掌管新疆一切军务，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首任巡抚。
政治中心由伊犁迁往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地区。
“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梁启超。
处理完西北边疆事务后，左宗棠又风尘仆仆的赶往了东南。
他要去接手在马江海战中全军覆没的福建海师，筹办海防，抗击法国。
但他没有看到那一天了。
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因积劳成疾，在福州任上病逝。
一个月后，慈禧太后批准了左宗棠生前的奏请，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
也算是小小的弥补了一下左宗棠心里的遗憾吧。
（完）
